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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成績資本產權角度分析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范文談如何體育論文

作者:第一論文網 更新時間:2015年10月26日 21:04:51

 (作者 張杰)近年來,隨著體育產業市場化的不斷嘗試,我國體壇涌現出了許多體育明星,例如姚明、李娜、劉翔、田亮、丁俊暉、孫楊等等,這些明星運動員的市場價值被不斷挖掘,反映了我國體育事業市場化的成功轉型。但在這之前,受舉國體制的影響,我國的體育明星群體呈現出的卻是面目模糊、個性溫順的整體形象,這與他們背負了過重的道德包袱和國家使命有關。然而在社會轉型加速,國民價值觀多元化的今天,明星運動員作為獨立的個體,開始以他們鮮明的人格特征被世人熟知。在這一過程中,某些運動員的言語和行為失范極易引發輿論危機。例如在之前發生的孫楊無證駕駛違法事件中,“中國壞小孩”、“泳壇李天一”的罵名不斷,孫楊的公眾形象污化,浙江體院和國家游泳中心以“觸犯道德底線、違背體育精神、辜負國人殷切期望”的名義對其做出“三禁”(禁賽、禁訓、禁商業活動)的嚴厲處罰。這種“法外審判”的現象,體現了體育事業面臨的改革困境,面對社會價值觀多元化的社會環境,如何平衡國家導向與個人訴求的關系,能否運用行政化色彩濃厚的“三禁”手段,來處理今后仍將頻頻出現的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已經成為社會和學界關注的重點。對此,筆者擬從成績資本產權的角度出發,利用市場化理論的研究成果,來解決體育事業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目的是要在提倡體制層面解禁的同時,更要進行精神層面的解禁,以兼容并包、鼓勵個體發展的思路,來實現明星運動員的市場價值,進一步解決當前體育產業化改革中,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的規制問題。
  1 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的成因
  在進行成因解析之前,需要先界定本文所議的“失范行為”的外延:從競技活動和社會活動角度來說,競技比賽中發生的失范行為例如興奮劑、黑哨等,根據體育自治原則,應該由體育組織依照內部規則進行處理,本文所議的主要是社會活動層面的失范行為。而在社會生活中,明星運動員的失范行為往往又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道德層面,另一個則是法律層面,前者是指明星運動員言語和行為方面的不當或違規,尚處于道德調整范疇,而后者則指該行為已經上升到法律調整范疇。近年來,社會輿論關注的體育明星熱點事件層出不窮,有的評論者認為體育明星道德水準整體滑坡。事實上,造成目前明星運動員輿論事件多發的成因很復雜,這里面固然有運動員自身素質亟待提高的問題,更多的則摻雜有特殊的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
  1.1 社會因素——明星運動員固有形象影響深遠
  我國競技體育是在舉國體制下發展起來的,在沒有體育產業化概念的計劃體制時期,競技體育被視同為政治活動,國家在競技體育方面的投入不考慮成本收益問題,競技體育的主要目標是在國際賽事上摘金奪銀,衡量一個運動員有無價值的主要標準,是看其能否取得優異成績。基于這樣的模式,運動員往往被塑造為國家英雄、道德楷模,突出的是國家的、集體的、民族的特征。李澤厚在分析雷鋒所代表的集體主義精神時認為,這種大公無私、樂于助人、艱苦樸素等精神的提出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而這種道德主義在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積淀中是有其深厚的基礎的,因為“克已復禮”、“正心誠意”等倫理因素也是封建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這實際是對獨立、自由、自主、平等的個人利益的否定。
  由于民眾長期以來接受的是運動員臉譜式的形象,新媒體時代來臨后,伴隨著體育產業化的發展,明星運動員的固有形象被打破,體育娛樂化的趨勢格外明顯,明星運動員之間的正常戀愛、婚姻都可能成為輿論熱點。而體育明星相較于娛樂明星而言,缺少與媒體溝通交流的經驗,很容易被媒體標簽化。例如泳壇名將郭晶晶,最初就因為面對媒體提問時,性格過于鮮明、措辭不夠委婉而被貼上了“大牌”的標簽。’鋪天蓋地標簽式的宣傳,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很容易被群眾信以為真,在過去運動員“勤學苦練、勇攀高峰、勇于創新”的固有形象的影響下,民眾對運動員的行為標準期待值過高,當出現“耍大牌”、“戀情插足”、“離婚糾紛”等信息時,群眾秉持的是兩套標準,即“普通人可以做,明星運動員不可以做”,一些正常的言語和行為也被認定為明星運動員的行為失范。
  1.2 個體因素——明星運動員個性彰顯時代來臨
  在過去的30多年里,我國社會經歷了深刻的歷史變革。在這一進程中,運動員作為一個特殊群體,處在極為尷尬的境地:一邊是“一切以經濟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另一邊則是多年來敬業、奉獻、為國爭光的傳統思維,觀念的沖突給運動員隊伍的管理帶來諸多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的明星運動員呈現出“叛逆者”的姿態,開始勇于表達個體訴求。由于個人行為模式和思想理念存在差異,運動員表達訴求的主訴方向也不一致。在追求個體獨立方面,李娜、郭晶晶都是較為典型的明星運動員,這些運動員成績優異,但個性較為獨立,行為處事方面不愿意遵照官方標準,例如李娜就經常因為言語失當而被媒體描述為“炮轟”,其特立獨行的性格可見一斑。在追求個體發展方面,田亮、王治郅都是此類運動員的典型,以田亮事件為例,表面上看,是因田亮過分參與商演,并在印度洋海嘯災區拍攝寫真,行為失當引發負面影響,國家隊才宣布取消其國家隊隊員資格。實際上,該事件卻體現了運動員個人發展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在追求個體自由方面,則以孫楊、王漾等運動員較為典型,以王漾打架事件為例,王濛攻擊主教練,質疑國家隊的戰術打法,充分體現了明星運動員個性意識,越來越多的運動員開始主張個人自由,當然此處的“自由”更多的是指長期受體制約束環境下所進發的“叛逆型自由”,而非真正意義上的人格自由。上述運動員在表達個人訴求的過程中,有的言語或者行為不當,有的引發肢體沖突,本著“普通人不可以做,明星運動員更不可以做”的判斷標準,這些瑕疵之處都被民眾認定為行為失范。
 1.3 媒體因素——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放大效應
  前文已經述及,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頻現,具有特殊的社會因素和個體因素,但這些尚不足以讓人產生“運動員道德水平滑坡”的論斷,直接將此類失范行為擴大化,甚至產生嚴重的負面效應的,是現代社會發達的媒體網絡。
  首先,新媒體更加便捷迅速。以前,社會大眾對于體育明星的了解大多通過傳統的報紙、廣播以及電視等,這些新聞媒體大多直接代表國家進行輿論引導和監控,社會大眾對于信息的接受范圍較窄。而新媒體時代來臨后,微信、微博、微視等新興媒體的出現,使每一個社會公眾都有可能隨時隨地采集到信息,一些明星運動員的失范行為可能隨時被普通民眾曝光。
  其次,新媒體更加積極主動。由于明星運動員背后潛藏著巨大的市場價值,并且由于受娛樂低俗化的影響,運動員的隱私和丑聞更加吸引眼球,也能為爆料者帶來更為豐厚的收益。另外,明星運動員長期忙于訓練,相較于娛樂明星而言,他們缺少與媒體打交道的經驗,防范偷拍跟拍的技巧更是不足。因此,在媒體搜尋運動員個人隱私和丑聞過程中,明星運動員的被動地位更為明顯。
  2 以成績資本產權理論評析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的
  規制辦法
  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內,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仍將是主流,而在體育市場化的進程中,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的社會因素和個體因素仍然存在,因此,明星運動員的失范行為頻發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對此,我國體育事業的主管部門,盡管一直在尋求市場化的突破,但在遇到反對觀點和運動員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時,首先考慮的仍然是運用行政力量來捍衛自身權威。例如在孫楊無證駕駛事件中,浙江體院和國家游泳中心對其作出的“三禁”處罰,就帶有鮮明的“法外審判”意味。在社會價值多元化的今天,能否繼續使用封建家長式的管理方式,來進行競技體育人才的培養和管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那么,究竟該如何科學地引導和規制明星運動員的失范行為?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筆者首先需要引入成績資本產權理論,來評析現有規制方式中存在的理念偏差和制度弊端。
  2.1 成績資本產權理論解決明星運動員的地位由來
  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頻發,引起了媒體和社會的廣泛關注。以王皓打人事件為例,他就曾口稱“我是世界冠軍”,這一話語盡管不當,但是卻表明了一個基本事實,即在我國,明星運動員具有不同于一般運動員的超然地位,這種超然地位既包含了社會榮譽,也包含了商業價值。筆者認為,這種公眾和媒體已經模糊意識到的“地位”,實質就是成績資本產權。成績資本最早的提出是為了明晰運動員群體社會的流動因素,認為成績資本是決定運動員職業生涯和退役出路的重要因素,這是因為,對于一個運動員而言,取得運動成績的數量和層次決定著他的個人發展的道路和方向,在這一意義上,成績就是運動員的一種“資本”。而成績資本產權的理論則將成績資本進一步物化,認為它同樣具有一般物權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能。
  在引入成績資本產權理論之前,體育行政部門對于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的處置基本上都體現了產權概念的缺失,在體育人才的管理體制上,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例如不允許運動員私自簽約經紀人,觸犯規定后被禁止參加商業演出等等。實際上,體育行政部門和運動員之間,應該是成績資本產權的共有者,兩者之間地位平等,體育行政部門要管理的對象,應該是運動員的成績資本產權,而非運動員本人。
  2.2 成績資本產權理論解決國家與個體的利益分配問題
  既然將明星運動員因優異成績帶來的榮譽和利益物化為成績資本產權,那么和一般的物權一樣,成績資本產權除了具有一般的物權權能之外,最主要的是要明確其產權歸屬問題。從產業經濟學角度所認同的“誰投入,誰受益”的角度出發,成績資本產權應屬于不同的投資主體。在這個問題上,體育行政部門在處置運動員失范行為中,卻采取了較為極端回應方式,多次運用到“不再保留該隊員的國家隊隊員資格”一說,這種做法客觀上斷絕了明星運動員再次代表國家參賽的資格,實際上是,即全面撤回對產權的繼續投資,放棄成績資本產權的所有權。
  在專業運動員與相關管理部門之間容易引起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糾紛。這是因為,國家在運動員的選拔、培養過程中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但是卻并非所有等份的投入都能培養出同等素質的奧運冠軍。運動員隊伍呈現典型的金字塔結構,明星運動員成績資本產權中,包含有個人的運動天賦、精神品質、競技技巧等個體投入部分。要合理地分配專業運動員成績資本的前提是明確其分配的內容和確定有效的分配原則。但是由于不同運動項目的訓練難度、職業周期、市場化程度不同,暫時無法用統一的標準來劃分成績資本產權中國家和個人所占比例,但是雙方的共同共有地位是肯定的,以王治郅和籃管中心為例,按照雙方協商一致的分配標準進行利益分割是可能的,這符合資本利益最大化的市場原則。
  2.3 成績資本產權理論解決明星運動員的個體行為標準問題
  明星運動員經過了常年的運動訓練生涯,從封閉性角度講,運動員一定程度上與社會生活相脫節。盡管我國一直倡導體育人才培養的“體教結合”原則,但是在體育屆,運動成績才是衡量一個運動員價值的最終標準。在這樣的標準之下,明星運動員的整體素質良莠不齊,對待榮譽、利益的境界和姿態也有高有低。
  故此,在處理明星運動員失范事件中,體育行政管理部門應該秉持何種理念就至關重要。在田亮事件發生后,就曾有人大代表向全國人大提議,呼吁田亮重返國家隊,認為相關部門在處理明星運動員的違紀違規問題時應該更寬容。在成績資本產權理論中,管理部門與明星運動員之間是產權的共有關系,而不是人身依附關系。因此針對明星運動員的性格和處事方式問題,應該秉持個人行為由個人負責的理念,而非封建家長式的人才管理理念,更不應該沿用過去道德楷模的標準,來要求明星運動員的行為處事,“先謝國家”一類的輿論事件不應再次出現。
  3 成績資本產權理論對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的規制
 效應
  借用成績資本產權理論,對我國體育運動員失范行為的現有規制辦法進行評析,可以看出,當前體育人才管理體制中,存在著標準過高、限制過多、處罰不透明、管理不人性的問題。如果僅僅運用成績資本產權理論的物化概念,將國家與個人的關系定位為純粹的物權共有關系,是否就意味著體育人才管理進入完全的“放養模式”,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成績資本產權理論本身就含有價值的判斷,在該理論的價值分析過程中,可以延伸出針對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的規制管理效應。
  3.1 產權的有形價值有利于提高運動員的事業積極性
  有關成績資本產權的構成理論研究中,認為“成績”是資本產權中的最主要價值,也是可衡量可評估的有形價值。成績資本是由于通過競技體育運動員體力、智力的綜合運用取得優異成績而獲得的。因此作為產權所有者,為了保持資本的增值和參與利益分配,毫無疑問會格外重視運動成績的提高。以劉翔為例,其市場價值在雅典奧運會奪冠后達到頂峰,有數據統計稱,劉翔退賽之舉使贊助商損失總和達到30億元,其自身的市場價值縮水達87%。相反,李娜在職業化生涯的單飛道路上,不斷刷新職業最佳成績,最終人選市場價值最高球員名單,“成績”作為資本產權的核心價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成績資本產權的價值引導下,體育行政部門沒有必要過分干預運動員訓練行為,也不必因為運動員缺席集訓、過分參與商演而動輒加以嚴厲處罰。相較于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足夠的內在動力可以提供更有力的支撐,只需要明確運動員的產權共有者地位,允許其按照貢獻比例,適當提高其資本產權的利益分配標準,明星運動員的事業積極性會得到極大提升。
  3.2 產權的無形價值有利于提升運動員的自我約束力
  在成績資本產權的內在結構中,除了外在的有形價值“成績”之外,還包含內在的無形價值,這里的無形價值,是指在成績資本的形成過程中,明星運動員的性格魅力、精神追求、思想境界等價值元素。這是因為,包含在明星運動員個體行為中的這些價值元素,對于社會具有正面的引導力,民眾樂于看到明星運動員比賽時所具有的拼搏、頑強、奮進的精神狀態,也樂于見到明星運動員生活中所表現出的樂觀、積極、熱情的生活態度。這是因為,已經成為世界體育文化主流價值觀的奧林匹克主義,就是將體育運動與文化和教育融為一體,奧林匹克主義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以奮斗中所體驗到的樂趣、優秀榜樣的教育價值和對一般倫理的基本原則的推崇為基礎的,北京奧運會上,各國運動員整體上就展現了這樣一種積極健康、拼搏進取、謙遜平和的正面形象。
  成績資本產權在資本轉化的過程中,必須借助市場的手段,而市場對于運動員的評價,除了考慮成績價值之外,還要綜合考慮上述無形價值。因此,在成績資本產權理論的價值引導下,管理部門沒有必要采用禁賽、禁訓等手段來進行處罰。明星運動員的外在形象的好壞,直接關系其資本產權收益的高低。依靠產權理論可有效提升運動員的自我約束力,它能喚起運動員道德上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從而推動人們自覺主動地按照社會提倡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來調節自己在體育運動場域的行為,從根本上改變運動員“爆粗口”、“掌摑門”等等失范行為頻發的局面。
  3.3 產權的市場價值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
  通過對產權的有形價值和無形價值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此兩種價值對于明星運動員的失范行為,能夠產生內在驅動力和自我約束力的規制效應。而實際上,成績資本產權最重要的理論在于它的市場價值。優異的運動成績之所以能成為資本,是因為其所帶來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如通過商業廣告、商業代言、運動員轉會等方式獲得附加值等。從根本上說,有形價值和無形價值只是產權的表現形式,而產權的價值實現途徑只有一條,即市場途徑。因此,引入成績資本產權理論最終目的在于,幫助體育行政部門和明星運動員,樹立起“市場中實現,市場中評價,市場中規范”的產權理念。加快體育管理體制的改革,加快服務型體育政府的建設,“管辦分離”將更多的體育權利交給社會,政府主要承擔政策供給與宏觀調節的作用,在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培育健康的體育市場上下功夫。這是因為,一個明星運動員的商業價值定位,市場有著最為敏感的判斷機制,以孫楊無證駕駛事件為例,運動員因無證駕駛被拘留之后,其代言的某汽車品牌即遭到了社會的質疑,公眾認為其廣告涉嫌虛假宣傳,該品牌事后有無向孫楊追究違約責任我們不得而知,但此事發生后,短時間內肯定不會再有汽車品牌找孫楊代言。因此在市場環境中,市場規律本身即可發揮監督效用,以其直接影響資本產權轉化的地位,對明星運動員的失范行為形成有力的外部監督機制,時刻警醒運動員,杜絕隱私外泄和丑聞的發生。
  4 結語
  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價值多元化趨勢明顯,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的頻發,引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我國競技運動員的整體道德水平滑坡,貪圖享樂、奉獻精神不足,另一種則認為我國體育人才管理體制僵化,不具有人文關懷,不適應時代要求。實際上,從問題實質上看,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具有特殊的社會因素和個體因素,從傳播媒介上看,新媒體的特點對這類行為又起到了放大效應。在體育事業改革過程中,由于體制約束和個體抗爭的事實一直存在,明星運動員的失范行為不可能被簡單地遏制。現有的體育人才管理辦法中,簡單的行政化處罰手段是主流,這一方面會嚴重挫傷運動員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則會造成成績資本產權的貶值甚至流失。故此,借助成績資本產權的理論對現有的管理體制進行評述,可以明顯地看到該理論所能夠帶來的管理理念革新,也可以從根本上解決運動員與國家的關系定位問題,幫助體育行政部門從管理者本位回歸服務者本位。針對今后仍將發生的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建議應當明晰產權,明確分配,在此基礎上發揮成績資本產權的價值導向作用,從內在驅動力、自我約束力和外部監督力三個方面,完善明星運動員失范行為的約束和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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