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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釣魚島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21日 17:03:36

  釣魚島主權問題,事關國家核心利益,牽動著每個中國人的心,人們都關心著釣魚島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本文擬從歷史及國際法的角度論述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


  一、歷史證明: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中國早在明朝就有關于釣魚島的歷史文獻記載。日本稱釣魚島屬其沖繩縣管轄,但日本的沖繩縣在距今約139年前曾是獨立的琉球國。在日本1871年開始吞并琉球國之前,中國曾與琉球國有過約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發現并命名了釣魚島等島嶼。在明朝永樂元年(1403年)的《順風相送》一書中便有關于“釣魚嶼”的記載。


  中國從明太祖開始向琉球派遣冊封使,即代表當時中國政府冊封琉球王的使節。1534年明朝第十一次冊封使陳侃所著《使琉球錄》中,有一段記載他們與琉球使者并舟同赴琉球的文字說:“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順流而下。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達于家。”古米山又稱姑米山(島),即現在沖繩的久米島。夷人指當時船上的琉球人。文中記述的琉球人見古米山而“歌舞于舟”的歸家之喜清楚地表明,當時的琉球人認為只有過了釣魚島,到達久米島后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國家,而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等則不屬于琉球。


  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憲編纂的《籌海圖編》一書中的“沿海山沙圖”,標明了中國福建省羅源縣、寧德縣沿海各島,其中就有“釣魚嶼”、“黃尾山”和“赤嶼”等島嶼。可見早在明代,釣魚島就已被作為中國領土列入中國的防區。


  此后,1562年的冊封使郭儒霖所著《重編使琉球錄》中又稱,“閏五月初一日過釣魚嶼,初三日至赤嶼焉。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風,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島)矣。”這段話更清楚地證實,當時中國已將釣魚島列島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嶼,即現在的赤尾嶼作為與琉球分界的標志。


  到清朝,中國與琉球的界線在釣魚島南面海槽一帶已成為中國航海家的常識。清朝第二次冊封史汪楫1683年赴琉球,并寫下《使琉球雜錄》。該書第五卷中記載了他途經釣魚島、赤尾嶼后為避海難而祭祀時,船上人告訴他船所經過的海槽(當時稱為“過郊”或“過溝”)即是“中外之界”。此后,1756年赴琉球的周煌在其《琉球國志略》第十六卷中也提到汪楫“問溝之意,日中外之界也”。證實了“黑水溝”是“與閩海界”,以海槽相隔,赤尾嶼以西的釣魚島各島皆為中國領土。


  1719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冊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傳信錄》,當時對日本及琉球影響極大。該書是經徐葆光在琉球潛心研究,與琉球地理學家、王府執政官等人切磋后寫成的,十分嚴謹可靠。它被譯成日文,成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資料來源。該書指出冊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從福州出發,經花瓶、彭佳、釣魚各島北側,自赤尾嶼達姑米山。書中又注出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鎮山”,即鎮守琉球邊關之山,而將現八重山群島的“與那國島”稱為“此琉球極西南屬界”。上述說明,明清兩朝政府一直視釣魚島為中國領土。直至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十月,即甲午戰爭的前一年,慈禧太后還曾下詔書將釣魚島賞給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作為采藥用地。


  關于釣魚島自明代以來即為中國領土,這不僅是中國政府的立場,也是一些日本歷史學家、地理學家的共識。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教授曾于1972年撰寫了一部專著,題為《“尖閣”列島――釣魚島的歷史解析》。他在書中指出,釣魚島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無主地”,而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最早有釣魚島記載的書面材料當算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國通覽圖說》的附圖“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圖”。然而,他也是以中國清朝康熙冊封使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為依據的,該圖也是采用中國的“釣魚臺”為島名,并將釣魚島和中國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紅顏色標出,而久米島則同琉球一樣為黃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話稱,久米島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鎮山”。1719年日本學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島志》一書中提到琉球所轄36島,其中并無釣魚島。1875年出版的《府縣改正大日本全圖》中也無釣魚島。甚至直到1879年,中國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日本就琉球歸屬談判時,中日雙方仍確認,琉球是由36島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釣魚島等島嶼。


  琉球王府權威史書――向象賢的《琉球國中山世鑒》(1650年)也采用了中國明朝冊封史陳侃的記述,稱久米島是琉球領土,而赤嶼及其以西則非琉球領土。向象賢系當時琉球的宰相和最有權威的學者,其觀點自然代表了當時琉球統治者的立場。其后,琉球學者程順則于1708年所寫《指南廣義》中稱姑米山(久米島)為“琉球西南界上之鎮山”,即鎮守國界之意;蔡溫于1726年所著《改定中山世譜》等史書,均指出琉球疆域內不含釣魚島。琉球國當年獻給康熙皇帝的《中山世譜》的圖譜中也無釣魚島等島嶼。日本原國際貿易促進協會常任理事高橋莊五郎經考證認為,釣魚島等島名是中國先取的,其中黃尾嶼、赤尾嶼等固有島名,明確無誤是中國名,與臺灣附屬島嶼――花瓶嶼、棉花嶼、彭佳嶼等相同。日本沒有用“嶼”的島名,而福建、澎湖列島、臺灣省以“嶼”為名的島有29個,中國古代地圖則更多。赤尾嶼在中國的古書上寫為“赤嶼”。


  日本的地圖及官方文件中均曾正式使用中國的島名。據不完全統計,從1935年至1970年日本出版的21種地圖及大百科事典中,有2/3沒有記載所謂的“尖閣列島”,有的稱“魚釣島”。日本方面關于釣魚島所屬各島的稱呼更為混亂。日本最早提出叫“尖閣列島”,是1900a~-5月由沖繩師范學校教諭黑田巖恒根據英國人稱呼的“尖頭諸島”演化而來的。1921年7月25日,日本政府將該島作為“國有地”編入日本地籍時,才將赤尾嶼改為“大正島”,但長期以來日本政府并未正式使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向盟軍司令部提交材料時,日本海上保安廳水路部的海圖仍使用中國命名的黃尾嶼、赤尾嶼;1969年,美軍占領下的琉球政府的正式文件和告示牌上也使用黃尾嶼、赤尾嶼等島名。1969年5月釣魚島海域有石油的消息傳出后,沖繩地方政府收到石油公司大量要求勘探的申請,此時根據琉球石垣市市長命令,日方開始在釣魚島上建標樁,并再次將黃尾嶼改為“久場島”,將赤尾嶼改稱“大正島”。


  然而,由于這些島嶼的名稱并未經敕令(天皇的詔令)命名,所以1972年以前,日本政府未曾舉出各島詳細的島名來強調“主權”,而是一直籠統地稱為“尖閣列島”或“尖閣群島”。時至今日,日本一些地圖對這些島嶼仍使用中國名,例如,1984年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地圖帳》便清楚地寫有漢字并標注了日語發音:魚釣島、黃尾嶼、赤尾嶼。而且現在沖繩縣地方政府和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中,也都使用黃尾嶼、赤尾嶼這一稱呼。直到1995年2月防衛廳向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提出的“防衛廳資料”中,還在使用中國的島名,即黃尾嶼、赤尾嶼。


  二、日本非法竊取釣魚島始末


  (一)日本染指釣魚島,是日本明治政府對外擴張政策的延伸,是以戰爭為背景的蓄謀已久之舉。


  日本最早“發現”釣魚島,是在日本吞并琉球,將琉球國改為“沖繩縣”之后的1884年,比中國文獻最早記載該島遲約500年。


  據日本史書記載,1884年日本福岡人古賀辰四郎發現黃尾嶼有大量信天翁棲息,可銷往歐洲,便于1885年請求沖繩縣令允許其開拓。日本政府以此為據,稱釣魚島是“無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的,而非甲午戰爭時從中國奪取的。然而,歷史事實又是如何呢?根據日本官方檔案《日本外交文書》第十八卷的記載,1885年9月22日沖繩縣令西村根據日本內務省命令所作調查稱:“該島系與《中山傳信錄》記載之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等屬同一島嶼。若屬同一地方,則顯然不僅為清國冊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稱,作為琉球航海之目標。故是否與此番大東島一樣,調查時即立標仍有所疑慮。”


  1885年10月21日,日外務卿井上馨致內務卿山縣有朋信中稱:“經詳查熟慮,該等島嶼也接近清國國境。與先前完成勘查之大東島相比,發現其面積較小,尤其是清國對各島已有命名,近日清國報章,刊載我政府擬占據臺灣附近清國所屬島嶼之傳聞,對我國抱有猜疑,且屢次引起清政府之注意。此刻若公然建立國標,必遭清國疑忌,故當前宜限于實地調查及詳細報告其港灣形狀、有無可待日后開發之重要物產等,而建國標及著手開發等,可待他日見機而作。”井上還叮囑山縣,不宜將日方秘密調查公諸報端,而要暗中進行,以免引起中國及國際上的異議或反對。同年11月24日,沖繩縣令西村將奉命調查結果呈報內務卿,要求給予指示:“建立國標一事,如前呈文,未必與清國完全無關,萬一發生糾紛,如何是好。”翌日,內、外務兩卿聯名下令:“切記目前不可建(國標)。”顯然,日本當局非常明白釣魚島并不是無主地,而是屬于中國。


  然而,1894年11月底,日軍在甲午戰爭中占領旅順口,將清軍北洋水師封鎖在威海衛內,日本明治政府確信對清一戰勝券在握,便擬迫使中國割讓臺灣作為媾和條件,并在未通知中方的情況下先行秘密竊取了釣魚列島(1885年至1894年日本多次圖謀侵奪釣魚島的前因后果,本刊2010年第10期《甲午戰爭前后日本政要如何看待釣魚島歸屬》一文有詳細論述,請參閱――編者注)。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日之間懸而未決的釣魚島主權爭議,是美國在中日之間留下的障礙。


  美軍占領琉球之后,曾干1946年1月29日發布《聯合國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67號》,其中第三項中已明確規定了日本版圖所包括的范圍,即“日本的四個主要島嶼(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及包括對馬諸島、北緯30度以南的琉球諸島的約1000個鄰近小島”,其中根本不包括釣魚島。


  隨著冷戰局面的出現,美國才于1953年12月25日發出一份美國政府第27號令,即關于“琉球列島地理界線”的布告。該布告稱,“根據1951年9月8日簽署的對日和約”,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島的地理界線,并將當時美國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轄的區域指定為,包括北緯24。、東經122。區域內各島、小島、環形礁、巖礁及領海。這是美國對釣魚島的非法侵占。1971年6月17日,日美簽署的歸還沖繩協定(《關于琉球諸島及大東諸島的日美協定》)中宣布的日本領土范圍,與1953年美國政府第27號令完全相同。這樣就將釣魚島切給日本的沖繩縣。日本政府據此主張該島屬于沖繩縣的一部分,并將釣魚島及其周圍海域劃入日本自衛隊的“防空識別圈”內。美國將釣魚島私下擅自交給日本,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和世界各地華人保衛釣魚島運動的浪潮。


  在此情況下,美國政府不得不于1971年10月表示:“美國認為,把原從日本取得的對這些島嶼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毫不損害有關主權的主張。美國既不能給日本增加在它們將這些島嶼行政權移交給我們之前所擁有的法律權利,也不能因為歸還給日本行政權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權利。……對此等島嶼的任何爭議的要求均為當事者所應彼此解決的事項。”直到1996年9月11日,美國政府發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國既不承認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對釣魚列島的主權主張。”


  三、從國際法看釣魚島主權歸屬


  (一)日本竊取的我國釣魚島,根本不是所謂的“無主地”。


  日本政府關于釣魚島是“無主地”,日本對釣魚島的“先占”構成所謂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說法是沒有史實和法律依據的。所謂固有,是指本身就有,而非外來之物,而釣魚島則分明是被當年的日本帝國竊取的,所以根本談不上“固有”二字。日本政府稱,“日本干明治十八年(1885年)后通過沖繩縣當局等各種方式的現場調查,不僅發現其是無人島,而且確認沒有清國統治的痕跡,于是才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1月14日決定在當地建樁,正式編入日本領土。”然而,本文已經引述的大量史實充分證明,這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首先,釣魚列島從明朝時起便已不是“無主地”,而已由中國明朝政府作為海上防區確立了統治權。這些島嶼環境險惡,長期無人居住,但無人島并非無主島,況且這些島最先是由中國命名并編入歷史版圖的,是由中國首先發現、記載、利用、管轄、保衛的。


  其次,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的約10年間便已深悉以上事實,其對釣魚島并非“先占”,而是后來暗劫。因為日本當年決定將這些島嶼劃歸沖繩縣并建標時,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偷偷進行的,事后也未向世界宣布。即便是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3月5日伊藤博文首相《關于沖繩縣郡的組成令》中也只字未提釣魚島。


  (二)美日兩國之間的任何條約或協議,均不具備決定釣魚島領土主權歸屬的法律效力。


  日本政府稱,《舊金山和約》未將“尖閣列島”(釣魚島)包括在根據該條約第二條日本應放棄的領土之中,而是根據第三條置于美國行政管理之下,所以美國將托管地區交給日本后,自然是日本的領土,而且中國對此從未提出任何異議,因而表明中國并未認為“尖閣列島”(釣魚島)是臺灣的一部分,只是到1970年出現東海大陸架石油開發動向后,中國才提出擁有釣魚島主權問題。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中便明確規定,“要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日本亦將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強調,“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既然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其所攫取的所有中國領土,這當然包括作為臺灣所屬島嶼的釣魚島。


  中國政府歷來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片面宣布對釣魚島等島嶼擁有所謂“施政權”是非法的。早在1950年6月,當時的周恩來外長便強烈譴責美國的行徑,聲明中國人民決心收復臺灣及一切屬于中國的領土。《舊金山和約》是1951年9月8日美國在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下一手包辦的單獨對日和約。同年9月18日,周恩來外長便代表中國政府宣布,這個所謂的和約因無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準備、擬制和簽訂,所以是非法的、無效的,中國絕不接受。這怎么能說中國沒有異議呢?


  日本政府還時常提起1971年6月17日簽署的日美“歸還沖繩協定”中包括“尖閣列島”,企圖以此作為國際法上日本擁有釣魚島主權的主要依據。然而,這一點連美國政府都不承認,況且,中國的領土怎么能由日美兩國的協議來決定呢?在戰后領土歸屬問題上,日本只能嚴格遵守其所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及《開羅宣言》。


  (三)日本難以通過所謂“時效取得”的理由獲得釣魚島主權,日本一些人不斷在釣魚島造事端是徒勞的。


  一些分析家指出,日本之所以不斷在釣魚島生事,理由之一是日本企圖為今后援引國際法中的所謂“時效取得”概念占有釣魚島奠定基礎。其實,所謂“時效取得”之說,只不過是國際上取得領土時可能出現的一種方式,迄今它既未被大多數國際法學者所接受,也無真正按所謂“時效取得”原則裁決的國際判例。更何況“時效取得”本身還有一項基本原則,即“連續地、不受干擾地”行使國家權力。


  綜上所述,中國對釣魚島擁有主權是無可置疑的,但日本當局還是在毫無法理依據的情況下謀求對釣魚島的主權。對此,中國政府從維護、發展兩國關系的大局出發,采取了審慎的態度,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兩國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時,在我方的努力下,中日兩國政府曾經達成諒解,把釣魚島問題暫時擱置起來。但是日本政府并不信守“擱置爭議”的承諾。30多年來,尤其是近年來,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動,一次次挑起事端,包括首相在內的高官不斷宣稱對釣魚島擁有主權,并處心積慮地加強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在島上建燈塔、立神社、造機場,驅趕、抓捕我國大陸和臺灣的民間保釣人士,甚至出動軍艦扣押我漁船,拘捕我漁民。更有甚者,其宣稱要在明年對釣魚島實行所謂國有化,這是公開侵占釣魚島的強烈信號。多年來日本不斷加強對釣魚島的攻防軍事力量,最近將要進行的以“奪島”為目標的美日聯合軍演更是對中國的公然挑釁。這都說明:日本就要把最后一層窗戶紙捅破了,已經不滿足于實際控制而要向公開占有邁出關鍵一步。當然日本當局也應該清楚,面對領土完整和國家核心利益被侵犯,中國政府和人民是不會聽之任之的,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百年前人皆可欺的東亞病夫,現在的中國政府也絕非昏庸無能的晚清政府可比。一切侵奪釣魚島的圖謀和行為都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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