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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埃爾曼的埃及學研究

作者:第一論文網 更新時間:2015年10月26日 21:04:51

  阿道夫·埃爾曼(Johann Peter Adolf Erman,1854-1937)是德國著名的埃及學家,也是國際埃及學界一位大師級學者,他對埃及學的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埃爾曼曾在德國柏林大學執教達近半個世紀之久。他一生著述宏富,培養學生眾多,在埃及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和顯赫的地位。鑒于國內學界對埃爾曼尚無專文介紹,故撰寫此文,對埃爾曼的生平、學術以及他在埃及學界的影響,進行系統的評述。
    一、生平與背景
    阿道夫·埃爾曼1854年出生于德國柏林的一個世代書香門第。他的曾祖父讓·皮埃爾·埃爾曼(Jean Pierre Erman,1735-1814)是一位歷史學家,著有《難民史》(Histoire des refugiés)。他的祖父保羅·埃爾曼(Paul Erman,1764-1851)、父親格爾克·阿道夫·埃爾曼(Georg Adolph Erman,1806-1877)均為德國著名自然科學家,曾任柏林大學物理學教授。“埃爾曼”取自埃爾瑪廷根人(Ermatinger)。早在15世紀時,埃爾曼的祖輩移民來到瑞士北部博登湖(Bodensee)附近的一個小鎮埃爾瑪廷根(Ermatingen)。17世紀時,埃爾曼家族輾轉來到日內瓦,姓氏改成了法語形式Ermendinger,后來逐漸簡寫為Erman。埃爾曼的先輩讓·埃爾曼(Jean Erman),娶了一名來自法國的新教徒難民的女兒為妻,從此埃爾曼家族開始具有了法國血統。1721年,讓·埃爾曼舉家遷移到德國柏林的一個法國新教徒聚集的地區,從此埃爾曼家族便在德國定居繁衍。①1802年,保羅·埃爾曼娶了一個猶太人為妻,埃爾曼家族開始摻入了猶太血統。1806年,格爾克·阿道夫·埃爾曼誕生。1834年,格爾克娶了著名天文學家貝塞爾(Friedrich Wilhelm Bessel)的女兒為妻。
    少年時代的埃爾曼接受的是法國式教育,他興趣廣泛,思維敏捷,勤奮好學。埃爾曼15歲時開始對埃及學產生了濃厚興趣,20歲時開始了正規的埃及學學習,他先在萊比錫大學師從德國埃及學家埃伯斯教授(George Ebers,1837-1898),然后求學于柏林大學,1877年獲得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881年獲得柏林大學教師資格,1884年開始擔任柏林大學埃及學教授。同年,他接任德國埃及學家萊普修斯(Richard Lepsius,1810-1884)擔任的柏林博物館埃及館館長職位。1895年,埃爾曼遴選為普魯士皇家學會會員。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古奇(George P.Gooch,1873-1968)曾說:“古代東方的復活是19世紀最動人視聽的事件之一”②。1822年9月29日,法國杰出的語言學家商博良(Jean-FranK5W319.jpgois Champollion,1790-1832)在巴黎法蘭西科學院宣讀了《關于圣書體文字拼音問題致達西爾先生的一封信》③,標志著古埃及文字破譯成功,宣告了一門新興學科埃及學的誕生。十年后,年僅42歲的商博良病逝,埃及學這門尚稚嫩的學科的發展面臨嚴峻挑戰。當時,商博良對古埃及文字的破譯并沒有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有些學者甚至對商博良的研究成果表示懷疑。這時,德國埃及學家萊普修斯挺身而出,他于1837年發表了《關于圣書體文字字母致羅塞利教授的一封信》④,對商博良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審慎而透徹地驗證,證明了商博良的解讀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同時也對商博良的古埃及字母表做了修訂。⑤之后,國際埃及學的領導地位也開始發生了變化,由法國迅速轉移到德國。從1832年商博良逝世直到20世紀20、30年代,德國人是歐洲研究閃米特語文學(Semitic philology)以及圣經注釋學(biblical exegesis)的領導者。⑥正是由于近代德國語文歷史主義(philological historicism)的出現,環繞埃及的神秘主義和懷疑主義最終被驅除干凈。⑦在德國學者中,對古埃及語文學研究影響最大的當屬阿道夫·埃爾曼,他的研究對國際埃及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二、埃爾曼與埃及語文學研究
    埃爾曼是研究古埃及語文學的先驅和大師級學者。眾所周知,語言是發展變化的,古埃及語在長達幾千年的使用過程中,語音、語法、詞匯等方面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撰寫于不同時期的古埃及文獻數量龐大而且蕪雜,其語法、詞匯的參差各異,再加上古埃及書寫者抄寫時偶有不慎所犯下的疏忽和錯誤,所以學者們若要準確地解讀它們,必須對埃及語語法有確切地把握。當埃爾曼潛心研究古埃及語文學時,“古埃及語語法尚未成形,空洞無物,各種詞典都是根據不充分的、混亂的材料編的……”于是,埃爾曼“下定決心把前人只憑老經驗、不講求方法地搜集起來的一大堆材料重新修訂、消化,并使之恢復原狀。”⑧
    1878年,埃爾曼出版了《埃及語的復數構成》⑨一書,討論了埃及語的復數形式的變化。在該書中,埃爾曼首次提出了將古埃及語言劃分成不同階段分別加以研究的觀點。他把整個古埃及語共劃分為三個階段:舊埃及語(AltK5W321.jpggyptisch),第4—12王朝;新埃及語(NeuK5W321.jpggyptisch),第19—20王朝;以及科普特語。1880年,埃爾曼出版了第二部重要著作《新埃及語語法》⑩。書中埃爾曼根據對古埃及相關神話、法律文書、第19和第20王朝的祭司體紙草信件等原始文獻,以及新王國時期(約1600-1100 BC)的語言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研究。1933年,埃爾曼79歲時,對《新埃及語語法》一書作了擴充和修訂,出版了第二版。“《新埃及語語法》與《埃及語的復數構成》兩部書相得益彰,對古埃及語法產生了徹底的革命,此兩書對古埃及語文學的科學研究難有后人可以逾越。”(11)
    在完成對新埃及語的研究之后,埃爾曼把注意力轉到古埃及語的較早時期。他從撰寫于喜克索斯王朝(約1700-1575 BC)的威斯特卡紙草(Westcar Papyrus)入手,花費了數年時間研究該文獻。該文獻語言風格雖然與新埃及語有一些聯系,但是與中王國時期(約2000-1700 BC)的語言具有明顯差異,然而卻與較早時期的語言相接近。1889年,埃爾曼出版了《威斯特卡紙草的語言:對古埃及語法研究的嘗試》(12)一書。書中對整篇文獻進行了拉丁化轉寫、德文翻譯、語法分析、注釋評論以及術語列表。這是對古埃及祭司體文獻進行規范整理、系統研究的一部力作。
    埃爾曼接下來將精力投入到對舊埃及語的研究,五年后,即1894年,《埃及語法》(13)一書出版。這部書囊括了古王國時期(約2500-2100 BC)與中王國時期的古埃及語法。1902年,新版的《埃及語法》問世,新版語法是迄今為止最好的古埃及語法,它為以后的古埃及語研究確立了標準。(14)長期以來《埃及語法》成為該領域中一部領先著作。(15)后來該書又不斷再版,至1928年已再版四次,廣為使用,影響深遠。1894年,埃爾曼的學生,美國埃及學者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1865-1935)將《埃及語法》翻譯成英文版。(16)《新埃及語語法》與《埃及語法》這兩部著作提供了對古埃及語不同階段系統、全面、科學的論析。
    從1878年《埃及語的復數構成》問世,至1894年《埃及語法》的出版,埃爾曼花費16年的時間潛心研究古埃及語法,可謂成績卓著,他最終確立了研究古埃及語的歷史分析研究方法。埃爾曼在古埃及語研究領域最重要的貢獻是對古埃及語進行了新的定位,他通過自己的研究,證明了古埃及語與閃米特語之間存在著原始的親緣關系。(17)雖然埃爾曼之前的埃及學者們也朦朧認識到古埃及語與閃米特語存在個別相同詞匯,但是從他開始進行了系統的比較研究,這種比較不僅僅局限于詞匯方面,而且涉及語法、詞匯學等方面。另外,正是由于埃爾曼的努力,我們才第一次了解到舊埃及語與新埃及語的差別。(18)
    埃爾曼曾經長期擔任德國埃及學雜志《埃及語言與考古雜志》(Zeitschrift für K5W321.jpg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編輯。他于1881-1884年間擔任助理編輯,在1889-1906年間先后與埃及學家布魯格施(Heinrich Brugsch,1827-1894)、斯坦道夫共同擔任主編。該雜志成為埃爾曼及其弟子們探討和闡述古埃及語結構及相關具體語法問題的主要陣地。(19)《埃及語言與考古雜志》至今仍在出版發行,在國際埃及學研究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
    埃爾曼及其弟子們大量的相關著述逐漸奠定了科學研究古埃及語語法的基礎。此外,埃爾曼還因組織編撰《埃及語字典》(20)而名揚學林。從1897年起,埃爾曼開始搜集資料準備編撰一部古埃及語字典。該字典的編撰工作就是由眾多埃及學者們在埃爾曼領導下合作進行的,如德國埃及學者赫爾曼·蘭克(Hermann Ranke,1878-1953)、路德維希·博爾夏特(Ludwig Borchardt,1863-1938)、賽特(Kurt Sethe,1869-1934)、英國埃及學者伽丁納爾(Alan Gardiner,1879-1963)、美國埃及學者布雷斯特德等人。其中,格拉鮑(Hermann Grapow,1856-1967)對埃爾曼的幫助最大,他幫助艾爾曼對收集的卡片資料進行細致的整理,晚年的埃爾曼視力和健康狀況不甚理想,格拉鮑花費了很多精力最終將這部字典付梓。1926-1931年間,《埃及語字典》陸續出版了前五卷,1957-1967年間又增補了兩卷。此外,以后陸續又出版了五卷本的參考資料集(Belegstellen)。《埃及語字典》以學者們收集的幾百萬張卡片為資料來源,囊括了所有的已經發現并解讀的古埃及文獻。《埃及語字典》這部巨著的問世,使埃爾曼成為世界著名的辭典編撰家。這部字典卷帙浩繁,規模龐大,所收集詞條總數超過了150萬條。(21)它的問世是19世紀以來埃及語文學研究的巨大成就。《埃及語字典》成為埃爾曼最重要、最偉大的著作。“雖然也有個別學者對這部字典持批評態度,但是毫無疑問,這是一部可以使每一位埃及學者每天都受用無窮的工具書。”(22)《埃及語字典》對法國的埃及學者也產生過重要影響。曾任過埃及古物局局長的法國埃及學者維克多·勞瑞(Victor Loret,1859-1946),從1884年開始獨自一人著手編撰一部古埃及語辭典。雖然他已經整理出了21本筆記,但是當他意識到埃爾曼正在從事的工作肯定要超過他時,于是放棄了最初的打算。直到去世,他收集的資料也沒有得到出版。(23)
    三、埃爾曼與埃及文化史研究
    埃爾曼對古埃及語言的研究只是他首要的關注點,而在其他領域,如宗教、文學、日常生活等方面,他的成就同樣斐然,可謂一位天才學者。“作為一個德國人,他的寫作風格簡潔而明了,因此影響巨大。”(24)
    1885年,他撰寫了一部關于古埃及人日常生活的書《古埃及人與他們的生活》(25)。該書的出版曾在德國和法國引起強烈反響。該書中使用的所有古埃及文獻全部由埃爾曼親手翻譯,避免了對埃及文獻的誤譯和濫譯。該書結構整體布局合理。作者在導言中追述了古希臘羅馬作家對古埃及文明的記載,以及古埃及文字解讀經過。接下來的前三章,作者分別敘述了埃及的地理區域、人種學、歷史發展脈絡。從第四章起才是作者自己研究的開始,所涉及的內容分別是國王與宮廷、國家政府、警察與法庭、家庭、居住、服飾、娛樂、宗教、死亡崇拜、科學、文學、藝術、農業、工藝、商業、戰爭。該書可讀性強,每個主題敘述得非常簡潔,重點章節論述充分。該書最大優點是,書中所有主題都可以獨立成章,因此讀者可以就某個章節單獨閱讀。
    另外,這部書無論是對普通大眾讀者來說,還是對專業讀者而言,都同樣具有價值。事實上,這部書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既避免了過于通俗,又避免了過于學術的好書。(26)《古埃及人與他們的生活》一書的出版曾在德國和法國引起強烈反響,好評如潮。雖然該書是為大眾寫的,但就學術的廣度、深度而言,還沒有任何同類著作可以與之相媲美。埃爾曼在該書中“成功地向我們闡明了埃及的日常生活、宗教和文學,既生動精辟,又令人信服,這是空前的,具有開創性意義。”1894年,該書英文版問世。(27)1923年,埃爾曼委托他的學生赫爾曼·蘭克,對該書進行修訂,豐富了內容,更新了資料,使之成為“該領域中的經典之作……更加備受好評”。(28)
    埃爾曼對古埃及宗教研究頗有建樹。1905年他出版了《埃及宗教》(29)一書。該書對王朝時期的古埃及宗教的每一個方面和特點進行了詳盡的闡述,然后又探討了古埃及宗教從希臘和羅馬人那里借鑒吸收的成分,并指出了古埃及宗教對埃及周邊以及地中海沿岸國家的深遠影響。書中還提供了詳盡的參考文獻,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四年后,埃爾曼對《埃及宗教》一書進行了修訂。后來,他仍舊不斷收集新資料,關注學術動態。1934年,當他80歲時將該書進行再版,取名為《埃及人的宗教》(30)。1937年,該書法文版問世。《埃及人的宗教》影響甚大,在迄今出版的所有同類著作中,“沒有任何一部能夠比埃爾曼的《埃及人的宗教》更為全面翔實。”(31)
    1923年,埃爾曼出版了《埃及文學》(32)一書。《埃及文學》可謂《埃及宗教》的姊妹篇,二者相得益彰成為研究古埃及文化史的典范。“該書至今仍享有盛名,它作為研究古埃及文學的資料匯編,內容豐富,涵蓋甚廣。”(33)英國埃及學家布萊克曼(A. M. Blackman,1883-1956)1927年將該書翻譯成英文版。(34)1966年該書在美國重新再版,命名為《古埃及人:他們的文學匯編》(35),并由埃及學家辛普森(William Kelly Simpson,1928-)作序。
    埃爾曼對埃及文化史的研究,對他的學生有重要影響。他的學生在此領域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美國埃及學者布雷斯特德著有《埃及歷史》(36)、《古埃及的宗教與思想發展》(37)等重要著作。其中《埃及歷史》一書“是迄今為止出版的最好的關于法老埃及的通史著作”(38)。該書被陸續翻譯成德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巴西文等八種文字,深受讀者喜愛。德國埃及學者舍費爾(Heinrich SchK5W321.jpgfer,1868-1957),早年跟隨埃爾曼研究古埃及語文學,后來轉向古埃及藝術的研究。1918年,舍費爾著有《論埃及藝術》(39)一書,該書成為古埃及藝術研究領域的開山之作,對古代藝術的研究產生了革命性影響。(40)
    四、埃爾曼在國際埃及學界的影響
    埃爾曼在古埃及語教學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培養了一大批學生。他的許多學生都成為國際學術界著名的學者,如德國埃及學者施坦道夫(Georg Steindorff,1861-1951)是埃爾曼的第一個學生,他在科普特語研究方面造詣極深,可謂科普特語研究領域中的先驅人物。他于1894年出版了多卷本《科普特語語法》(41)。該書至今仍被奉為經典之作。(42)1893年,施坦道夫開始擔任德國萊比錫大學埃及學教授,并在萊比錫大學建立了專門的埃及學研究機構。1889年,埃爾曼指導他的學生賽特對古埃及語動詞進行研究,經過十年辛苦努力,賽特出版了《埃及語動詞》(43)一書。書中對古埃及語的動詞(包括從最早時期一直到最晚時期)從形態學、語音學等角度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歸納。雖然書中沿用的都是埃爾曼的理論和方法,但卻吸納了大量的新資料,以及語音學、形態學等理論,有助于闡明以往對古埃及語言研究中的一些模糊之處。該書影響非常深遠,至今仍是關于古埃及語動詞及古埃及語與科普特語之間普通關系的權威著作,(44)在古埃及語研究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賽特和埃爾曼被譽為20世紀古埃及語言學研究領域最有成就的學者。(45)1900年,賽特擔任德國哥廷根大學埃及學教授,1923年,他接替埃爾曼擔任柏林大學埃及學教授。英國埃及學者伽丁納爾,也曾是埃爾曼的學生。伽丁納爾著有《埃及語語法》(46)。該書初版于1927年,1950年再版,1957年三版,后來又被多次重印,該書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長期以來一直被學界奉為最規范的古埃及語教材,在英語世界影響巨大。埃爾曼的另一名英國學生克拉姆(Walter E. Crum,1865-1944),對科普特語文獻進行了研究,相繼出版了《紙草和陶片上的科普特語文獻》(47)、《大英博物館的科普特語手稿編目》(48)、《科普特語紙草中的神學文獻》(49)等著作,其中對埃及學貢獻最大的當屬他編撰的六卷本的《科普特語辭典》(50),該辭典于1929-1939年間相繼出版。美國第一位埃及學者布雷斯特德,曾師從埃爾曼。布雷斯特德編譯了五卷本的《古代埃及文獻》(51)。這套文獻完全由布雷斯特德獨自一人編譯,至今仍是埃及學者們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獻資料。
    埃爾曼從1881年始執教于德國柏林大學,直到1923年退休,從教時間長達42年之久。埃爾曼培養了眾多的弟子,如德國學者施坦道夫、賽特、舍費爾、維肯(Ulrich Wilcken,1862-1944)、博爾夏特、施密特(Carl Schmidt,1868-1938)、施皮格貝爾格(W. Spiegelberg,1870-1930);瑞士學者熱魁爾(Gustave Jequier,1868-1946);丹麥學者朗格(Hans Ostenfeldt Lange,1863-1943);俄國學者托拉耶夫(Boris Alexander Turaev,1868-1920);英國學者伽丁納爾、克拉姆;還有美國學者布雷斯特德、賴斯納(George Reisner,1867-1942)等。他們都在世界各地的埃及學研究機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大多數人都成為了國際埃及學界的領軍人物。
    埃爾曼在埃及學研究領域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同行學者的嫉妒和嘲諷。當埃爾曼因古埃及語法研究成名時,一些學者諷刺他無論他撰寫的語法怎么精深,可惜古埃及人既無福享用,也無法判斷其語法究竟正確與否。(52)埃爾曼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并沒有得到國際公認,有不少學者對他提出了非議。瑞典烏普薩拉(Uppsala)大學的埃及學教授皮爾(Karl Piehl,1853-1904)對羅馬埃及時期的文獻進行了自己的研究,強烈反對埃爾曼的研究方法。英國大英博物館埃及與亞述館館長巴奇(Sir Ernest Wallis Budge,1857-1934)也不接受埃爾曼的語文學方法,他收集了不同字體的古埃及紙草文獻,并進行了獨立的翻譯,雖然巴奇出版了大量古埃及文獻的譯文,在當時可謂著作等身,但是他的翻譯太靈活和隨意,缺乏科學和嚴謹,因此現在埃及學者對他的書籍一般很少使用。(53)
    也有一些埃及學者,例如,瑞士學者納維勒(Henry Edouard Naville,1844-1926),他曾代表英國埃及探測基金會(Egyptian Exploration Fund)在埃及從事發掘工作。他是一個舊式學者,在行為和思想方面墨守成規,尤其對埃爾曼持否定態度,直至去世對他也不認可;英國學者赫努夫(Peter le Page Renouf,1822-1897,曾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學埃及學教授;法國學者馬斯佩羅(Gaston Maspero,1846-1916)等人在垂暮之年,拒不接受埃爾曼的語法。當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埃爾曼已經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現在已經沒有一個合格的埃及學者不接受該語法。”(54)
    還有人對埃爾曼的工作方式進行攻擊,嘲笑他“整天坐在家里,閉門造車,只知道分析材料,而不是走出家門奔赴埃及,接觸發掘者考古發現之實物。”(55)在歷史上還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20世紀初期,布魯塞爾博物館館長讓·卡帕爾(Jean Capart,1877-1947)曾經花費20000法郎,從已故法國著名埃及學家于爾班·布里安(Urbain Bouriant,1849-1903)的兒子手中,購買了一對古埃及蜣螂石刻,上面刻寫有公元前7世紀古埃及法老尼科率領船隊環繞非洲航行的記載。卡帕爾非常自豪地將買到的石刻拿到日內瓦學會上展示。但是,埃爾曼懷疑石刻文獻的真實性。這時,一些埃及學家如卡帕爾、納維勒、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對埃爾曼的行為大加嘲諷。但是,埃爾曼不以為然,他認真地將收集的《埃及語字典》卡片,一張一張地從木匣子里拿出來進行對照、比較,最后他指出,“石刻上凡是語法正確的文獻都是從其他文獻中拷貝而來,凡是文獻中出現的新材料,其語法結構都是錯誤的。”埃爾曼還進一步指出,石刻上的文獻共有七種不同來源。顯然造假者具備一些古埃及語知識,但是這些知識尚不足夠。(56)埃爾曼因此得出結論:石刻為贗品。
    雖然德國人并沒有在埃及考古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在這方面占據優勢的是英國學者和法國學者),但是埃爾曼及其弟子們,憑借對古埃及語文學的精深研究,從而“可以自由批評世界各地的那些不諳埃及語文學的考古學者們,并且他們得出的結論在極端保守的細節方面往往是正確的。”(57)正是由于埃爾曼及其弟子們的不懈努力,他們終于確立了對古埃及語文學研究的歷史語言學方法。從此,大量的古埃及文獻資料可以通過對古埃及語的解讀進行準確地把握,這些成果的取得當然要歸功于埃爾曼。(58)他的語文學研究方法對埃及學產生了革命。
    為了紀念埃爾曼誕辰150周年,2004年9月,埃及學者們云集德國不來梅大學(UniversitK5W321.jpgt Bremen)召開學術研討會,緬懷埃及學大師埃爾曼的豐功偉績。2006年,紀念埃爾曼的文集《埃及學作為科學:阿道夫·埃爾曼在他的時代》(59)正式在德國首都柏林出版,共收錄了21位國際著名埃及學者的論文。正是以德國學者埃爾曼為代表的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歷史主義精神,將國際埃及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從而使埃及學發展成為一門科學,同時也奠定了德國學者在國際埃及學研究中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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