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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路徑探析

作者:第一論文網 更新時間:2015年10月30日 10:03:34

[作者簡介]陳春梅(1988-),女,福建廈門人,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理論、大學教師發展。平和光(1988-),男,江蘇豐縣人,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職業技術教育研究院研究實習員,碩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基本理論、職業教育管理。

高等教育學研究與高等教育研究的區別,在于前者強調立足學科范式研究高等教育,而后者注重將其視為一個研究領域。改革開放以來,以潘懋元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倡議建立高等教育學,他們認為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應走一條由外而內的學科建設之路。經過30多年的發展,高等教育學從原先的不為人知到今天的欣欣向榮,這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理論依據與現實依據的。

一、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研究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發展規律,不能用普通教育的研究成果來指導高等教育。

(一)理論依據

高等教育自身的特點是進行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理論依據。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具有兩大基本特點:“一個是性質、任務不同于普通教育,是高等專業教育;一個是培養對象不同于中小學生。在我國,全日制普通大學本科或專科學生一般來說都是20歲左右,有其身心發展的規律”[1]。他進一步指出,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德、智、體“三個方面”:一是德育。高等教育對學生德育所要求的高度和深度不同于普通教育,且不管以何種形式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都比普通中學更為深刻和集中。二是智育。高等教育要培養的是符合社會需要的各種專門人才,這種專門人才需要掌握扎實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學生所學的知識在深度與廣度上不同于普通教育階段,高等教育在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等維度上,都遠比普通教育復雜。三是體育。高等教育要求大學生在理論學習上加大難度,并且要在體育技術上發展專長。此外,高等教育階段學生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與中小學階段的學生存在明顯差異。大學生的感覺、知覺、定向注意力、邏輯記憶等有較高發展,他們能進行更高水平的邏輯思維和抽象思維學習活動[2],一方面,高等教育對大學生在德、智、體各方面的要求提高了;另一方面,大學生的身心發展不同于中小學生。為此,不能用普通教育理論指導高等教育研究。

(二)現實依據

教育的內外部關系規律是進行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現實依據。教育的內部關系規律是指教育作為一個系統,它內部各個因素或子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規律;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是指教育與社會的關系規律,也就是教育作為社會的一個子系統,與整個社會系統及其他子系統(主要是經濟、政治、文化系統)之間相互的關系規律。內部關系規律受外部關系規律的制約,外部關系規律通過內部關系規律起作用[3]。潘懋元先生認為,這兩條基本規律同樣適用于高等教育研究。內部關系規律要求高等教育遵循自身的發展規律,而外部關系規律則要求高等教育與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大量的高素質人才,我國高等教育規模迅速擴大。與此同時,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要求高等教育培養更具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競爭力,且能夠適應社會各部門工作的專門人才。在這個過程中,對于如何處理市場經濟與高等教育的關系、如何制定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開設什么樣的課程、怎樣開設這些課程、如何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等,都需要開展相關的高等教育研究。

為此,潘懋元先生在《必須開展高等教育的理論研究》一文中指出,“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有重大意義,有廣闊天地,客觀需要,勢在必行,必須像‘學前教育學’那樣,逐步建立以研究高等教育專業為對象的‘高等教育學’作為整個教育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4]。 與國外不同,我國政府進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學術管理,如果高等教育研究不能納入國家的學科目錄,該學科就無法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從科學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和學科史的研究看,現實的學科邊界不僅意味著學科間在理智意義上的區隔與差異,還涉及與學科發展相關的一系列社會資源與物質利益的獲取,影響學科知識是否可以獲得政治支持、社會認可、學術聲望[5]。通過建立高等教育學和對其進行制度化建設,才可以為高等教育研究的開展贏得更多的社會支持,才可以讓高等教育研究進入大學,從而有利于學科研究后備力量的培養。因此,1983年高等教育學被列為教育學的二級學科,對我國后續開展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走由外而內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之路的必要性

學科是觀念組織和社會組織的結合體,是內在建制和外在建制的統一體。學科建設的成熟需要一個過程,主要體現在內在建制的成熟和外在建制的成熟兩個方面[6]。 “學科的內在觀念建制主要是指學科的知識體系和認識規范(如對學科對象、方法等的規定);學科的外在社會建制主要是指學科必須擁有專門獨立的社會組織(如學院、學系、研究所等)和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分工、管理和內部交流機制(如進入學科目錄和基金目錄、學會、期刊、圖書分類號等等),其建立過程是學科的制度化建設過程”[7]。

一般而言,一門學科的建制應先有內在建制的完善,才有外在建制的發展。只有在一門學科的理論體系、方法論體系相對完備且學科的知識規范等得到學科內外同行認可的情況下,相關研究才能作為一門課程在學校里開設,專業、系、院、相關出版機構、學術期刊等才會陸續建立。然而,我國高等教育學走的是由外而內的學科建設之路,緣由何在?我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一開始就建立在普通教育學理論的基礎上,缺乏對高等教育自身概念、性質和規律等的認識,高等教育學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體系等還不夠完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無法像其他學科那樣走由內到外的發展道路,而必須另辟蹊徑——由外到內。

學科外在建制的發展可以促進學科內在建制的發展。劉小強曾指出,學科的外在建制可以為學科內在建制的成熟提供多種支持和保障,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提供學科存在和發展的外在資源;二是組織和培養學科理智力量;三是建立學科超時空共同體,促進學科交流[8]。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理論的指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先建立高等教育學科的內在建制,從而推動學科外在建制的建立,就會貽誤我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發展,阻礙社會前進的步伐。因此,我們只能走自己的路,先建立學科的外在建制,并在這個基礎上推動學科內在建制的發展與完善。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可行及合理的道路,立足于學科范式開展的高等教育研究,促進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從1978年廈門大學高等學校教育研究室的成立算起,短短的幾年時間里,高等教育學在理論體系還未成形、學科規范尚未建立的基礎上,迅速建立研究機構(1978年)、培養學科人才(1981年)、進入學科專業目錄(1983年),建立全國學會(1983年)、獲批學位點(1984年)和國家重點學科(1988年),完成了其他學科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學科制度化建設的全部工作”[9] 。

三、由外而內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之路如何走

20世紀70年代以前,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是零散的、不成體系的。普通教育學理論以及外國高等教育理論、經驗等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然而,高等教育學學科的建立主要是以潘懋元先生為代表的學者結合我國高等教育實踐提出的,并力圖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具體表現為三大特征:

(一)依附性發展

鴉片戰爭的爆發打破了我國長期以來閉關鎖國的局面,開啟了我國的教育現代化之路。到1949年之前,外敵的入侵以及內亂的發生使得這一時期中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肩負著“教育救國”的使命。洋務運動時期創辦新學堂、派遣留學生以及擴張教會教育等都是為了向西方學習,以達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自富等目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雖然都失敗了,但期間采取的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和新型學校、頒布新的教育方針及制定新學制等教育變革都是在學習西學,在推動我國高等教育近代化進程中起著重要作用。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我國從新民主主義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國家的建設與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為適應計劃經濟和集權管理體制的需要,我國開始引進外國教育理論。可以說,1978年之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依附性特點,然而這種依附性有其合理性存在。由于我國高等教育在一些學科、技術等方面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依附性發展使我國建立了新型學堂、現代大學理念,培養了能夠融匯中西方文化的大量優秀人才等,這大大促進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建設。

(二)借鑒發展

關于上述高等教育學科的發展模式,有西方學者,尤其是以美國比較教育學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為代表提出的用“依附理論”來解釋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現的“西方中心主義”現象。國內學者,如袁本濤的《論中國高等教育的依附發展》、張鈺的《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依附式發展的反思——談學習國外高等教育的基本經驗》等,都認為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走的是依附式的發展道路。然而,潘懋元先生等人認為,“依附理論”最先是用來指經濟發展不發達國家對經濟強權國家的依附,雖然這一概念外延之后被不斷擴大,但把經濟領域的“依附理論”套用在高等教育理論研究中是否合理需要商榷。在他們看來,依附含有被動的意義,是一種喪失自我、喪失主體意識的現象。起初,我國許多研究都是通過翻譯外國的著作照搬過來的,帶有一定的依附性,但這并不是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近代化的總體特征,用“依附理論”對其進行概括有失偏頗[10]。不管是留學生的派遣、學制的引進,還是新學堂的創辦等,我國向西方學習都是積極、主動的,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改良,而不是全盤照搬。確切地說,基于學科范式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在借鑒和創新中發展的。

(三)自主發展

現今,高等教育學在發展的過程中仍積極倡導同國外的合作、交流,仍然堅持要借鑒、吸收國外優秀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在這個過程中,我國更應加強學科的主體意識,充分發揮學科的自主性。鄧正來教授認為,學術自主有兩個向度:一是國際向度,即中國學術如何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的問題;二是國內向度,即中國學術研究場域依照其運行邏輯,而必須與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做出明確地界分[11]。對外,我國高等教育學在學習、借鑒中加強反省和批判意識,不唯西方的教育概念、理論、方法以及學術價值、標準等是從;對內,我國加強高等教育研究的問題意識,為中國高等教育實踐服務。如,潘懋元先生對民辦高等教育、職業教育體系的構建,高等教育通向農村、高等教育地方化、應用型本科等的探討都是結合我國的實際需求展開的。對高等教育的研究,既立足于我國國情,又以解決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重大現實問題和熱點問題為出發點,如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高等教育大眾化等。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學科建設與問題研究是兩條并行而有所交差的軌跡,從這一維度看,我國高等教育學的發展絕不是走在別人后面的依附性發展,而是富有自身特色的。

四、由外而內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之路取得的成績

由外而內的學科建設之路使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在借鑒和創新中不斷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以潘懋元先生為代表的學者的帶領下,高等教育學在學科的外在建制和內在建制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從學科的外在建制看,高等教育學的發展取得的成果主要體現在研究機構、人才培養、研究隊伍、研究成果、研究環境等方面。在研究機構方面,我國成立了全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研究會,以及各個省級、校級的高等教育學會等,研究機構從原先零星的幾個到現在遍布全國各地;在人才培養方面,各高校的博碩點不斷增設,所培養的高等教育學專業碩士、博士不斷增加;在研究隊伍方面,研究人員隊伍不斷擴大,不僅包括“專業出身”的研究者,也包括各高校的教師、行政人員等“非專業”研究人員;在研究成果方面,每年出版的專業期刊、論文更是碩果累累,10多年來已出版10余部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學著作,如胡建華等著的《高等教育學新論》(1995年版)、薛天祥主編的《高等教育學》(2001年版)、潘懋元主編的《多學科觀點的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版)等,這些著作對推動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由于研究成果不斷增多,高等教育學作為一門學科,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得到了社會和更多學者的認同,研究的環境不斷得到改善,高等教育方面的課題立項增加,全國有影響的高等教育期刊規模擴大,有關高等教育的各種論壇和研討會不斷創設[12]。在短時間內,高等教育學的外在建制已然取得了不少成績。

從學科的內在建制看,我國自學科建立以來就致力于建構學科體系,包括知識體系(工作體系或經驗體系)、理論體系和教材體系,陸續有潘懋元編寫的《高等教育學》(1984年),鄭啟明、薛天祥主編的《高等教育學》(1985年),任宇主編的《高等教育學選講》(1985年)以及田建國著的《高等教育學》(1990年)等著作出版,這些著作一般仿效教育學體系,而缺乏對高等教育學自身體系的思考。1993年,我國成立了高等教育學研究會,此后不斷地加強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著力探討了高等教育學自身體系的建構,特別是潘懋元、王偉廉編撰的《高等教育學》(1995年),胡建華、周川等編撰的《高等教育學新論》(1995年)以及由楊德廣主編的《高等教育學概論》(2002年)等,這些著作進一步完善了高等教育學基本理論的探討,區分了高等教育學研究與高等教育研究。薛天祥根據建立高等教育學學科以及高等教育學研究會這兩大事件,把高等教育學科體系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84年-1992年以“經驗體系”為特征的高等教育學教材體系,主要從教育學體系中進行模仿、借鑒;第二階段是從“經驗體系”過渡到“理論體系”為特征的高等教育學教材體系[13]。 “理論體系”的建構是一種理想,至今仍在探索之中。此外,我國還建設了以高等教育學為主干的高等教育學科群[14]。

五、由外而內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之路存在的問題

經過30多年的發展,走由外而內的學科建設之路的高等教育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學科人才培養定位不清晰

在我國,高等教育學作為一門學科,已有30多年的發展歷史,現如今不僅高等教育學的組織機構不斷增加,而且擁有碩士點、博士點的研究結構也在不斷增加;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員來源廣泛,有著不同的學科背景,有利于擴大高等教育研究的視野。然而,有不少學者提出,高等教育學這門學科使碩士生畢業后處于“上不上,下不下”的尷尬境地。大多數碩士生畢業后在高校從事輔導員工作,或是憑借本科專業到中小學教書,或是到公司、企業從事與自己本專業無關的工作。另外,學科的招生規模仍在不斷擴大。這就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者對學科的人才培養定位問題進行再思考,如何提高學科的專業性和學術性,使學生在畢業后也可以掌握其他專業學生所不具備的能力,從而提升該專業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是一大挑戰。高等教育學究竟要培養什么樣的碩士生?開設什么樣的課程才能實現培養目標?如何保障這些目標得以落實?這些是新世紀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面臨的重點和難點。

(二)理論研究未能有效地指導實踐

學科建立之初,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年會(分別在1992年、1993年和1995年召開)主要圍繞學科建設開展,側重理論體系的探討,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對高等教育改革與實踐的研究。雖然在1997年第四次年會中對此進行了調整,但這種過分偏重理論研究或過分傾向于實踐研究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理論研究未能充分發揮指導作用的例子很多,如一些關于高等教育發展規模和速度問題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我國國情及高等教育的實際發展狀況,而只是單純地依據某些國家國民生產總值(GNP)負擔大學生人數或每萬人中的大學生人數,來推導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和速度[15]。我們應在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中找到結合點,并探討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的中介環節,使理論研究發揮出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雖然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頗豐,論文、課題、項目等數量劇增,研究隊伍龐大,然而通過進一步分析會發現,高等教育研究更多地傾向于宏觀層面的問題研究,如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高等教育大眾化、辦學體制、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等。另外,微觀層面的問題卻沒有引起學者的足夠重視。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根本使命,而提高大學的教學質量是人才培養的關鍵。高等教育學應更多地關注大學教學、課程建設、師生關系、學生有效學習等方面的研究,以提高學科理論建設對實踐指導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三)學科國際話語權弱

雖然高等教育學是“土生土長”的,近年來取得了較多成果,對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我國對于高等教育學的相關研究在國際上的影響還太小。國內不少學者在做學術研究的時候,習慣引用外國高等教育研究中的相關概念、理論和方法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且在進行學術價值判斷、學術標準衡量中,我國引進了國外SCI、SSCI期刊論文數據庫,在一種自覺和不知覺的過程中反映出我國一些學者對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盲目推崇。一方面,我們應看到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學術霸權”。這種“學術霸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我國的學術走向。另一方面,我們也應反思本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國際話語權。如何更好地完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與發展,增強其國際影響力,使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也能夠成為他國借鑒的對象,是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今后努力的一大目標。

六、由外而內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之路的未來展望

現如今,高等教育學不斷繁榮發展,不僅在國內占有一席之地,還力求擴大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未來,中國特色高等教育學的發展要做到以下三個堅持:

(一)堅持學科立場

“學科立場類似于庫恩常規科學階段學術共同體所恪守的‘學科信念’,或稱為‘學科基質’(disciplinary matrix),它代表了特定科學共同體所捍衛的學術信念,是開展研究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規范”[16] 。高等教育學的學科立場是指高等教育研究者共同捍衛的學術信念,它影響著高等教育研究開展的價值取向和方法論規范。堅持學科立場,我國高等教育學納入了學科專業目錄,成立了專業學會,形成了龐大的研究隊伍,并出版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然而,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和方法論體系的建立還不夠完善,學科的專業性和規范性仍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

今后,堅持高等教育學的學科立場應做到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繼續不斷地完善學科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體系。從1992年第一次年會開始,我國高等教育界一直致力于學科理論體系建構問題的探討。雖然至今我國高等教育學的理論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但我們一直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一些學者認為,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高等教育學的研究方法,但不排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能發現學科所特有的方法。二是要有學科角色意識。“學科角色意識是新學科創生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新學科演進過程中主體性的表現。角色意識的強化,為新學科的內在動力系統增加了動力,促進了學科體系的創生、學科知識的集約和學科理論的延伸”[17] ,保持并發揚這種意識,能夠促進高等教育研究者不斷地進行探究、創新,為學科發展注入活力。如果沒有學科角色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我們的自信心,從而影響高等教育研究的對外話語權,甚至可能影響到這門新學科的存在與發展。因此,在開展高等教育研究的過程中,要堅定學科信仰,樹立學科角色意識,從而促進我國高等教育學更好地發展。

(二)堅持理論指導實踐

理論對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高等教育理論應能夠有效地指導實踐,解決高等教育問題,一方面,脫離理論指導,高等教育實踐容易偏離方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既要求真,也要求用。如果高等教育理論研究不能發揮指導作用,其價值得不到廣泛認可,就有可能危及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地位。

近期,以潘懋元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在廈門大學召開了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座談會。潘懋元先生認為,學科建設離不開政策導向,是否有可能在教育大科類下除了體育、心理學和普通教育學外,增加高等教育學作為一級學科。不少學者認為,提升高等教育學學科地位的關鍵在于加強高等教育研究對實踐的指導,應多開展一些實證、規范性的研究,增強高等教育學的內部活力。與此同時,應更多地圍繞教學實際問題來開展高等教育研究,如加強對大學教學、課程建設等的微觀研究。還有學者提出,高等教育研究應做到“三個回歸”:回歸“本土”,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回歸“本校”,為本校的教育實踐發展服務;回歸“本位”,提高理論對大學教學的指導,從而提高教學質量。這“三個回歸”強調高等教育研究要立足實踐,充分發揮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對實踐的指導。只有將理論落到實處,高等教育研究才會被重視,其學科地位的提升才會指日可待。

(三)堅持對外開放

高等教育學要發展,不僅要立足國內,還應增強其國際影響力。“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還應面向世界開放,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努力把我國的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成果推向國際學術舞臺,使其被國際上更多的同行熟知和認可,為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另一方面,及時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研究動態,引進國外先進的理論成果,借鑒國際學術規則和規范,開闊研究視野,為高等教育學科發展提供滋養,建設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學而非依附性發展”[18] 。對此,高等教育學的發展迎來了挑戰和機遇。

首先,在此大環境下,社會發展要求高等教育培養多元化、富有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綜合性人才,這對我國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隨著國際化的深入,我國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教育思想、理念,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參照和借鑒。在這個過程中,我國高等教育學研究在借鑒西方經驗的同時,應更加注重自主創新,只有創新,才能體現特色,推動我國高等教育學更長遠地發展,進而擴大其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的影響力。第三,雖然我國在高等教育領域的研究及其與國外的交流和合作越來越頻繁,但高等教育學能不能得到國際的認可,并不在于我國與多少外國學者進行了學術交流,其核心在于我國高等教育學者研究的問題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圍內變成了西方學者討論時不得不考慮的參照[19]。這就要求在立足于本國高等教育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地完善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對高等教育本質與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清晰。

總之,我國高等教育學的發展應緊跟時代步伐,既要繼承我國優良的傳統文化,又要在創新中發展,堅持傳統性與現代性相統一;既要結合我國高等教育的實踐與改革,又要在借鑒與學習國外優秀研究成果中創新、超越,堅持本土化與國際化相統一;既要立足我國當前高等教育中的熱點問題和現實問題,又要具有高瞻遠矚的胸懷,不斷提升自身的發展水平,培養未來社會合格、優秀的人才,堅持現實性與理想性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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