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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關系:大道無遮攔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20日 17:56:23

  回望已漸漸遠去的半個多世紀崢嶸歲月,感到中俄關系既綻放過絢麗的夏花,也經歷了難熬的冬夜。可幸的是,兩國人民最終走出一片新天地。如今憶及這一事件,我作為那段不平凡歷史的見證人,在腦海中不由得生出:大道無遮攔。


  偉大的友誼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這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對此,斯大林是高興的。次日,中蘇兩國便建立了外交關系。


  12月16日,在新中國成立后第77天,毛澤東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乘坐斯大林特意派來的列車,抵達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火車站,終于實現了期盼已久的訪蘇愿望。毛澤東說,這次是為斯大林祝壽而來的。他帶去裝滿3節火車皮的壽禮,計有山東大白菜、大鴨梨等蔬果,還有一些工藝品。21日,毛澤東參加了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的慶祝斯大林七十大壽慶祝會,被安排坐在壽星的右側。會后,這兩位中蘇最高領導人在大劇院觀看了文藝演出。演出結束后,大批觀眾涌向他們所坐的中央包廂兩旁,長時間高呼“斯大林”“毛澤東”!


  其實,毛澤東此訪另有一番用意,但一直藏而不露,只說希望搞點“又好看,又好吃”的東西。對這6個字的含義,斯大林一直琢磨不透,感到毛澤東城府很深,自然也就不會露出其真意,便將他“晾”在自己的郊外別墅里。對此,有史家稱,“斯毛上演一出新版《三岔口》”。曾任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在回憶錄中說:“毛澤東賭氣地天天在別墅里睡大覺。”西方媒體遂發消息稱:毛澤東到莫斯科都10多天了,一直毫無動靜,因為“遭斯大林軟禁”。于是,斯大林便請毛澤東向塔斯社發表談話辟謠。毛澤東在談話中,宣布他這次來蘇聯的主要目的,是同斯大林商簽新的中蘇同盟條約。次日,蘇共第二號人物莫洛托夫受斯大林之遣,到別墅看望毛澤東,并鄭重表示:“斯大林同志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中蘇雙方可簽訂新的同盟條約。”從隨訪的汪東興寫的日記中可以看出,這一天“主席的精神特別好,有說有笑”。


  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到達莫斯科,與蘇方商談簽約之事。他們兩人一起,或者各自,與斯大林多次就中蘇同盟條約的內容交換意見,一開始以蘇方草案為基礎,后來改以周恩來草擬的文本為基礎相談。2月14日,周恩來外長與維辛斯基外長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雙方還簽訂了蘇聯援華的一系列協定。這便是毛澤東要得到的“既好看,又好吃”的兩樣東西。斯大林同樣得到了兩樣期盼已久的東西:一是在俄東部抵御美日威脅寬大無比的緩沖地帶;二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頭號戰略盟友。


  中國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當時的遠東戰略格局。而條約的簽訂,使中蘇兩國的戰略同盟關系以法律形式確定了下來,這對20世紀后半期世界格局的變化,無疑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從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參戰,一直到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中蘇兩大統帥――毛澤東、斯大林,對于戰爭形勢的分析及其走向,對于重大戰事的決策,對于朝鮮和談的時機及方針、對策把握,一直通過多種方式,及時進行溝通,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對于前方總指揮提出的戰術建議,只要毛澤東不提出異議,斯大林都表示贊同,雙方保持著高度默契。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與朝鮮領導人發生重大分歧時,對于毛澤東有利于彭德懷的裁決,斯大林都表示支持,并稱贊彭德懷說:“真理在彭德懷一邊,彭德懷是當代的軍事家。”


  朝鮮停戰和談,毛澤東和斯大林也一直緊密溝通。1951年5月下旬毛澤東主持中央會議,決定“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對此,斯大林明確表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不久后,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在安理會上提出朝戰各方“立即停火”的建議。毛澤東甚至致電斯大林,建議他“親自領導”朝鮮停戰談判。對此,斯大林雖沒應允,但從中蘇間頻繁來往的密電中可以看出,從談判方針到步驟、談法,都是中蘇兩位統帥共同決定的。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后,斯大林及時地向我國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中蘇雙方很快就開始執行我國恢復國民經濟所急需的47個項目。


  蘇聯援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離開莫斯科赴任前,斯大林對他滿懷深情地說:“您這次去中國,要把全部知識和技能都告訴中國同志們,直到他們全都學會為止。”


  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專家們一直給予高度的信任。阿爾希波夫常被邀請參加中國政府的會議。當斯大林得知后便對他說:“您以后不必參加中國政府的會議了,因為這樣做,會使中國同志們感到難堪的,一個受外來壓迫多年的民族,對這類事情是很敏感的。”


  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極為重視發展中蘇友誼。為了援助中國,斯大林不惜修改了蘇共十九大所通過的五年計劃大綱。有一年,蘇方企業供貨嚴重拖欠,斯大林得知后立即撤了10多名部級領導干部的職。有一段時間,蘇聯缺乏硬通貨,毛澤東便指示從并不寬裕的僑匯中,撥出一兩億美元來支付蘇方貸款,讓斯大林頗為感動。


  關系的破裂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病逝于莫斯科,事先并沒有留下什么政治遺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內務部長貝利亞和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這“三駕馬車”,聯合執政了很短一段時間。不久后,貝利亞就被從肉體上消滅掉,馬林科夫則被下放到遙遠的邊疆。9月,赫魯曉夫當上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入主克里姆林宮。


  1954年至1957年,即赫魯曉夫執政前期,這位蘇聯最高領導人對中國做了不少示好的事:


  一、糾正了斯大林時期對中國的一些不平等做法,比如放棄了蘇聯在中國東北、西北的特權,把旅順、大連兩大不凍港以及中長鐵路的管理使用權交還給中國。


  二、增加了對中國的經濟援助,156個援華項目中,斯大林時期占了47個,其余則是赫魯曉夫執政時實施的。后一個時期的蘇聯援助量更大,面更寬,其中包括在核研究方面。在黃迪菲的回憶中,有個片斷就相當感人。1957年12月20日,當P2型導彈及器材用10節火車皮運到邊境的滿洲里站時,往迎的彭德懷解開系在導彈上的紅綢帶,深情地對在場的中國專家和技術人員說:“這是蘇聯老大哥過繼給我們的‘兒子’,祖國現在把他托付給你們啦,你們要把他當作親生兒子看待呀!”三、重視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的地位與作用,遇到大事時,與他商量,比如在蘇共二十大后發生的“波匈事件”中,聽從毛澤東的勸告:對波蘭事件,以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出兵鎮壓;對匈牙利事件,則以敵我矛盾處理,不惜動用武力。赫魯曉夫還特意把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兩篇哲學著作,列入蘇聯高等院校的哲學必修教材。


  1957年11月,在各國共產黨莫斯科會議上,赫魯曉夫向毛澤東頻頻示好,甚至提議國際共運由中蘇兩黨“共管”,社會主義陣營以蘇中兩家“為首”,即他本人管西(歐美),毛澤東管東(亞洲)。


  赫魯曉夫做出以上種種舉動,自有其內在需要。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局勢,根基尚淺的他,自然得倚重在國際共運中聲譽和分量日益變高、變重的毛澤東。為此,他必須拿出一些硬梆梆的“真家伙”,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與支持。


  等到赫魯曉夫自感羽翼漸豐,就開始變臉,聲稱“要走自己的路”。他骨子里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暴露出來,要把中國牢牢拴在蘇聯的“戰車”上。


  1958年春夏,赫魯曉夫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等人向毛澤東提出,希望兩國建立“聯合艦隊”,在華設立“長波電臺”。這立即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他認為赫魯曉夫“舊病(指斯大林企圖控制中共之‘病’)復發”。7月31日,赫魯曉夫抵京密訪,親自向毛澤東提出要搞“聯合艦隊”“長波電臺”,未達目的。


  1960年2月4日,在赫魯曉夫主導下,華沙條約締約國在莫斯科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在蘇聯政府舉行的宴會上,赫魯曉夫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說有人主張以蘇聯為首是假的,此人對人民不負責任、好戰,影射攻擊毛澤東是雙沒用的“老套鞋”。4月,借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之機,我黨連續發表3篇文章,名為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則間接回敬赫魯曉夫的相關言論。5月22日,毛澤東在一次內部會議上,稱赫魯曉夫為“半修正主義”。


  中蘇兩黨矛盾公開化發生在1960年夏天。當時,羅馬尼亞工人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在會上,赫魯曉夫動員幾十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圍攻中共代表團,對中共的內外政策進行了猛烈攻擊。對此,與會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彭真進行了有力反駁,譴責赫魯曉夫的“老子黨行為”。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的共產黨,相繼召開代表大會。伍修權率中共代表團與會,與赫魯曉夫等蘇共大員進行了斗爭。評述赫魯曉夫所導演的東歐4個黨代表大會反華鬧劇時,我國一報紙曾寫出這么一句辛辣的話:“伍泰然”四闖“惡虎村”。


  1963年、1964年,中蘇兩黨進行了“真假馬列”大論戰。我黨發表了9篇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大文章,簡稱“九評”。蘇共則發表致全體黨員公開信等文件,批判中共的內外政策。


  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下臺被解除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由勃列日涅夫接任。毛澤東期望蘇共新領導能改弦更張,派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祝活動。周恩來與勃列日涅夫多次舉行會談。參加會談的蘇共第四號人物米高揚插話聲稱:蘇共新領導的對華政策,與赫魯曉夫“沒有一絲一毫差別”。不過,蘇聯總理柯西金私下對周恩來說:沒有差別呀,這是不可能的。中蘇關系繼續處于緊張狀態。


  “文革”爆發后,中蘇關系迅速惡化。1969年3月,在中蘇邊界東段的珍寶島,兩國軍隊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兩國政府頻頻發表譴責對方的聲明。在我國政府聲明中,給勃列日涅夫扣上一頂“新沙皇”的大帽子。


  9月11日,根據蘇方提議,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機場舉行會晤,就緩和中蘇邊界緊張局勢達成了多項諒解,使兩國關系嚴重惡化的勢頭得以扭轉。不久后,兩國恢復中斷達五六年之久的邊界談判。


  盡管如此,兩國關系跌入低谷,雙方只保留著兩館(各自駐在對方的大使館)、三線(各自飛、開往對方首都的每周一個航班、一次列車、一條政府“熱線”)和少得可憐的貿易(每年總共才2000多萬瑞士法郎),這種狀態一直維持了十幾年。


  關鍵性轉折


  20世紀80年代初,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不約而同地感到,中蘇關系再如此惡化下去,只能更嚴重損害本國的根本利益,便設法尋找轉圜的機會。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公開發表講話,發出要改善蘇中關系的信號。鄧小平立即抓住這一示好的信息,并迅速作出相當正面的回應。過后不久,雙方就中蘇關系正常化問題,舉行副外長級的政府特使政治磋商。


  俗話說,世事難料。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猝然去世。鄧小平再次以此為契機,派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黃華作為中國特使,赴莫斯科參加葬禮。14日上午9時許,黃華乘坐的班機起飛后不久,鄧小平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提出,讓這位特使在首都機場發表個書面談話,以便把幾句要緊的話,說給蘇共新領導聽一聽。但身邊的人告訴他,本來要坐專機赴蘇的黃華,為了節省費用,改坐班機去,飛機已經起飛了。于是,鄧小平便請當時正好在身邊的“大秀才”胡喬木按照他口授的內容,草擬出黃華特使的書面談話(以下簡稱“談話”)。


  我國駐蘇聯大使館很快就收到了國內發來的“談話”,打印出來后一看,也就一頁A4紙的篇幅。我當時在使館任二等秘書,被指定當黃華特使的聯絡員。我細細地品讀了好幾遍“談話”稿,感到文章雖短,但暗藏深意,話里有話,這些話只有巧用戰略思維的大人物才能說得出來。


  “談話”有3個妙筆:


  一個妙筆是稱勃列日涅夫為“蘇聯卓越的國務活動家”,說他的逝世“是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說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講話中表示將致力于改善中蘇關系”,中方對這些講話表示“贊賞”。這些提法令人耳目一新,與中方多年來狠批這位蘇聯領導人的做法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這是鄧小平一個“大手筆”,借悼念逝者之機,著眼于蘇聯老百姓,意在做蘇共新領導的工作。


  另一個妙筆是,文內有這樣的提法: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以后”,中蘇關系“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是有意安下的一個“軟釘子”,暗示正好在這一時期執政的勃列日涅夫,應對兩國關系的“嚴重”“惡化”承擔自己那份責任。這句話綿里藏針,巧妙地體現出鄧小平關于對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說好話”這一指示精神。還有一個妙筆是,“談話”末了有這樣一句話:“希望安德羅波夫總書記和蘇聯黨政當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蘇關系得到逐步改善。”這里邊一個“總書記”,一個“黨政當局”,相當耐人尋味,暗含著對蘇聯共產黨執政地位的重新公開承認。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與蘇共就開始相互進行大批判,而且越批火力越猛,一批就是一二十年,毛澤東一再怒斥蘇共“變修”。鄧小平這位當年與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蘇斯洛夫等面對面進行大論戰的主角,現在把筆鋒一轉,大概是想讓蘇共新領導聽出一點弦外之音。


  鄧小平的對蘇葬禮外交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成了中蘇關系的一大轉折點。


  1982年10月5日,中蘇關系正常化政治磋商開始舉行。由于雙方立場差異太大,加之以當時蘇聯國運不昌,由病夫治國,不到3年就連損3帥,其高層自然也就無暇顧及與中國談判,這一磋商便成了“聾子對話”。


  1985年春,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后,連連發出要改善中蘇關系的信號。鄧小平借機從多方面推動戈爾巴夫喬做些實事。


  1988年底,中蘇關系正常化水到渠成,戈爾巴喬夫定于次年5月中旬訪華,與鄧小平舉行高級會見。雙方商定,中蘇外長此前進行互訪,為高級會晤作準備。


  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的會晤定于1989年5月16日10時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9時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等領導人陸續來到了東大廳。9時35分,鄧小平在女兒蕭榕的陪同下來到了東大廳。10時整,戈爾巴喬夫來到鄧小平跟前,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全面戰略協作伙伴


  中蘇雙方都理性分析兩國關系惡化的原因,誠懇承擔各自應負的責任,深刻吸取個中教訓,這是一筆無形的巨大政治財富,為日后雙邊關系的順利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1991年12月26日,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停止存在”。次日,俄羅斯聯邦接替其在聯合國的席位。29日,中蘇關系被中俄關系所繼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俄關系得到了異常迅速的發展。在短短3年多時間內,由于雙方領導人共同努力,中俄關系實現了一個“三級跳”:從一般國家關系發展到友國關系――建設性伙伴關系――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盡管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長期奉行“偏西(歐美)政策”,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還是十分看重中俄關系。根據他的提議,兩國建立了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開辟國與國之間戰略伙伴關系之先河。


  20世紀最后一天,葉利欽總統經過大半年反復思考、權衡后,明智地宣布提前讓位給總理普京,這預示著俄羅斯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有史家稱這一天為“普京大帝元年的開啟”。普京2000年春當上俄羅斯總統后,中俄關系更上一層樓,發展為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目前則處于一個新的階段,“駛入一條可以疾馳的快車道”。中國高鐵開進莫斯科――這是中國總理李克強2014年10月訪俄期間,我國民間創造出的一個含義頗深的形象化說法,它“稱”出中俄務實合作新規模的巨無霸級重量。稍后,普京對中國記者說:“在二戰期間,蘇聯和中國是兩大盟國,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的兄弟般友誼,為當代俄中關系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俄兩國決定2015年共同慶祝戰勝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70周年,這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從中俄雙方簽訂的文件和兩國領導人發表的言論看,中俄關系可具體拆解為六大合作關系:真誠互信的政治合作關系、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關系、共同創新的科技合作關系、和諧友好的人文合作關系、團結互助的安全合作關系、相互配合的國際合作關系。中俄戰略合作不是昔日那種共同意識形態的產物,而是各自捍衛本國根本利益的自然訴求與體現。在當前形勢下,中俄睦鄰友好合作大業的意義更為重大,成為兩國各自抵御重大政治風險的強有力屏障。


  2014年11月9日,普京來華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第22次峰會。當日晚,習近平會見他時高興地說:“今年以來,我們加強了頂層設計和戰略領引,密切地溝通接觸,精心栽培了中俄合作的常青樹。”這是習近平任中國國家主席兩年來第10次與普京會面。雙方簽訂了17項務實合作協定。對此,有媒體評稱:“習普會”1年平均5次,破了中俄領導人以前會見密度的紀錄,而兩人這次會見,則奏響了中俄合作的“亞太新曲”。


  蘇聯解體后23年多,特別是普京主政俄羅斯以來的實踐證明,中俄關系成為鄰國間、大國間相互信任、和諧共處、尊重和支持對方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合作共贏的典范。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當今國與國關系中,中俄關系是一對“含金量”最高,最為“實打實”的雙邊關系。


  65年多,彈指一揮間。回望中俄關系從“花開花落”到“花謝花茂”,我想起“大道無遮攔”這一禪語,似乎忽然悟到其真諦。中俄睦鄰友好合作乃大道也!這是一條不怕遮攔,也不可遮攔的大道!在中蘇關系中,曾出現過不少嚴重障礙,但并沒能阻攔中蘇人民沿其前行。我們堅信,中俄兩國人民也必將世世代代,沿著這條大道越行越遠。  作者:李景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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