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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帥”對國際形勢提出“真知灼見”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20日 17:40:46

  打開中美關系的局面具有重大意義,它緩和了中國面臨的美蘇南北夾擊的極度緊張形勢,使中國擺脫了長期的孤立狀態,重新走上廣闊的世界舞臺。這源于九大之后,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老帥對國際局勢的研究,這就是著名的“四老帥務虛會”,他們提出真知灼見,對化解中國面臨國際危機、打開中美關系起了巨大作用。


  不怕與九大唱反調


  1969年2月19日下午,陳毅等到毛澤東住處開會,會上毛澤東指示,由陳毅主持,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召開國際形勢座談會,向中央提供咨詢意見。


  當時,四老帥身處“二月逆流”的逆境,心存顧慮。為什么還要他們研究?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某些不同看法,那又談何容易?即使能夠,會不會被認為是同九大的政治報告唱反調?


  四老帥戰爭年代都曾指揮千軍萬馬,戰功赫赫,他們勤于思考、胸懷大志,曾是毛澤東治軍、治國的忠誠助手,盡管毛澤東的晚年有許多失誤,但都對毛澤東思想堅信不疑。四老帥與周恩來都有幾十年交誼,也是四老帥最敬仰的領導人之一。


  周恩來針對他們自1967年“二月逆流”以來一直“靠邊站”的處境和思想,對四位老帥說:主席交給你們這個任務,是因為主席認為還有繼續研究的必要。


  陽春3月,在中南海紫光閣古樸整潔的會議廳里,四位老帥舉行了第一次國際形勢座談會。


  中南海紫光閣,原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元帥們經常活動的場所,“文化大革命”以來變得冷冷清清。自從四位元帥每周來聚會,紫光閣又恢復了生氣。老帥們相會在一起,看材料,交換意見,時而有精彩言論發表,時而發出愉快的歡聲笑語,這使他們忘掉了疾病和浩劫帶來的種種煩惱。


  四老帥間都有深厚的戰斗友誼,如今他們又是患難與共,大家見面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親熱。陳毅是位樂觀主義者,見到其他老元帥們,欣喜若狂,風趣地拱拱手:“各位,都要支持一下我這個小組長呀!”說得老帥們開心大笑。


  陳毅身體欠佳,有時來晚幾分鐘,還說一句紅衛兵的話:“罪該萬死!”逗得大家發笑。每次討論會都很熱烈,老帥們以高瞻遠矚的眼光、豐富的經驗和對時局發展的敏銳觀察力,分析研究世界局勢,分析研究蘇聯與美國、大國與小國的種種復雜和微妙的關系。


  老帥們每次坐到一起,總是談笑風生,忘卻了自己所受的種種指責。在7個多月的時間里,四位老帥能經常見面,坐在一起暢談國際形勢,發表各自的意見,提出許多有利于國防建設的重大問題和中肯建議。他們將會議上的發言整理成《對國際戰爭形勢的分析》《從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寶樹》等4份有關國際形勢的報告,經周恩來審閱后呈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四老帥暢談愉快話題,縱論天下大事,這使他們心情格外舒暢。


  他們以元帥的戰略眼光,在報告《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中,對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斗爭做了精彩分析,提出與“九大報告”截然不同的觀點,勾畫出剛剛形成并在后來延續了10余年的國際戰略格局,為打開中美關系提供了依據。


  對中英美之間矛盾的基本認識


  他們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


  對中蘇矛盾的認識:認為蘇聯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它對我國安全的威脅比美國大。在中蘇漫長的邊境,蘇聯不斷制造緊張局勢,發動武裝入侵,集結大量兵力。它大造反華輿論,在國際上呼號奔走,對一些亞洲國家軟硬兼施,企圖建立反華包圍圈。這都是蘇聯準備挑起侵華戰爭的嚴重步驟。但真和中國大打,蘇聯還有很大顧慮和困難。蘇聯不會對我發動大規模戰爭。中國可以從戰略上打美國牌:對于胡志明去世后9月11日舉行的中蘇首腦(周恩來與柯西金)會談,四位老帥認為,現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們緩和一下,借中國壓美帝,同時也摸摸我們的底。總理請他吃了一頓飯,同他懇切地談,這是高姿態。美國情報部門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國3小時的詳細情況,可見美帝很著急。尼克松一定會急起直追。


  對柯西金北京之行,受林彪思想影響較深的人認為是蘇修大舉侵華前施放的煙幕,猶如日本偷襲珍珠港前派特使去美迷惑羅斯福一樣。四位老帥緊急討論后,寫出了《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由陳毅定稿,9月17日報送周恩來。他們認為“國際階級斗爭錯綜復雜,中心是中、美、蘇三大力量的斗爭。目前壓倒一切的問題是蘇修會不會大舉進攻我國。正當蘇修劍拔弩張,美帝推波助瀾,我國加緊備戰的時候,柯西金突然繞道來京,向我表示希望緩和邊境局勢,改善兩國關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他們提出以下幾點:


  “蘇修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但必須看到相當時期內“蘇修不敢挑起反華大戰”。“周總理會見柯西金的消息,轟動了全世界,使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戰略思想發生混亂。”“我們堅持打倒美帝、蘇修,柯西金反而親來北京講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們對話,這都是中國的偉大勝利。”“在中、美、蘇三大力量的斗爭中,美對中、蘇,蘇對中、美,要加以運用,謀取它們最大的戰略利益。”而我們“對美、蘇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也包括用談判方式進行斗爭。原則上堅定,策略上靈活”。“蘇修要求恢復大使級會談,我也可以選擇有利時機給予答復。這種戰術上的行動,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


  他們提出了兩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判斷:第一,針對當時流行的大規模戰爭迫在眉睫的看法,明確提出“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第二,通過精辟的論證,指出美蘇之間,蘇聯是對我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這兩個判斷為我國外交戰略的調整提供了基本依據。


  熊向暉回憶說,四位老帥疏散離京,中蘇邊界談判開始,雖然蘇方態度頑固,連“爭議地區”也不承認,但正如四位老帥的判斷,蘇中戰爭并未發生,邊界沖突也未繼續,兩國關系有所緩和。


  對中美矛盾的認識:四老帥認為美國不敢輕易進攻中國。因為美國侵朝、侵越兩次戰爭的失敗,加深了它的內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訓,申言不再參與朝鮮式或越南式的戰爭。中國不同于朝鮮、越南,美國更不敢貿然動手。其次美國戰略重點在西方。美國長期陷在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為削弱。如與中國作戰,需時更長,結局更慘。美國尤其不愿和中國打,使蘇聯漁利。再次美國想把亞洲人推上反華大戰第一線,特別想利用日本打先鋒,但日本自己有侵華失敗的切膚之痛。新中國遠非昔比,日本反動派對中國不敢輕舉妄動。日本羽毛漸豐,佐藤之流叫囂反華,實際是想利用反華發戰爭財,并借此向美蘇討還失地,向南進行擴張,取得亞洲“領袖”地位,和美蘇爭短長。日本不愿當反華炮灰,美國就更不會親自上陣。因此美國不敢輕易發動或參與反華大戰。在中蘇矛盾極其緊張的情況下,尼克松則“急起直追”,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動行動,導致了基辛格秘密訪華。


  對美蘇矛盾的認識:他們指出美國、蘇聯都在布局。蘇聯要向西歐伸手,美國要向東歐插足。雙方針鋒相對,都要爭奪對方的東西。真正的、現實的利害矛盾還是在它們之間。它們的斗爭是經常的、尖銳的。


  葉劍英提出打美國牌,“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


  1969年,葉劍英72歲,作為周恩來的主要助手,是新中國杰出軍事戰略家,又擔負著主持軍委工作的重任,系國家安危于一身,始終在中美關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他認為戰略核武器,尤其是洲際導彈在兩軍對抗、在扭轉中國被動戰略態勢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潛心研究中美蘇三角關系并深有所得,根據四老帥討論情況,執筆寫出《從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寶樹》一文上報毛澤東、周恩來。


  他認真分析國際局勢出現的新情況,認為美國不得不從南越逐步撤軍,蘇聯卻在大力推動建立“亞洲安全體系”。尼克松訪問亞洲5國,是怕蘇聯接管“真空”。同時,曼斯菲爾德乘美、柬復交轉來信件,蘇修可能偵悉此事;美國國務院宣布“兩個放寬”,步子雖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國,壓蘇聯。


  對于蘇聯準備對我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葉劍英提出打美國牌的問題: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


  后來基辛格訪華時,葉劍英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參加,對中美建交做出貢獻。


  據熊向暉回憶,正如葉劍英后來所說,當時九大政治報告剛發表,毛澤東指定我們研究國際形勢,我們很不理解,周恩來作了指示,我們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們共同提出了書面看法,陳毅向周恩來口頭匯報了他對打開中美關系的設想。這些看法和設想事關重大。美國長期敵視中國,蘇聯又不斷挑起邊界沖突,國際斗爭錯綜復雜,毛澤東在慎重考慮、反復觀察之后才做出決定,這些決定是不容易的。其后基辛格秘密訪華、尼克松來華,葉劍英都參加了中美重要會談。


  后來事態發展也證實了葉劍英判斷的準確性:1980年5月18日,中國向太平洋發射洲際導彈成功,內行人一看就知道,掉過頭向西,洲際導彈覆蓋的就是莫斯科。這意味著蘇聯在中蘇邊界上部署的百萬大軍已失去戰略價值。不出所料,未過兩年,勃列日涅夫就在塔什干發表講話,主動向中國示好,中蘇兩國關系逐步回歸正常軌道。


  老帥對中蘇關系變化的關注


  聶榮臻關注蘇聯調子突變,是害怕中美和緩。聶榮臻時年70歲,他認為葛羅米柯反華的調子那么兇,剛剛半個月,就來個180度大轉變,要求舉行中蘇高級會談,它是害怕中美和緩。


  珍寶島事件發生之后,幾位老帥在談到蘇聯挑起中蘇邊境沖突時,聶榮臻說:“蘇聯對我們搞點緊張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國大搞,這不可能。搞一個東歐國家動員了四五十萬軍隊,搞中國要多少人哪!珍寶島事件,外電都說是它發動的,它心虛得很。”對中、蘇、美三角關系問題,他說,目前世界上除北大西洋公約、華沙條約組織以外,還有東南亞條約、中央條約等組織,但基本是美、蘇兩家。從越南戰爭的情況看,東南亞條約組織沒有起什么作用,說明各條約組織內部都在起變化。美、蘇的主要爭奪重點仍然是歐洲,他們的戰略重點仍然在歐洲,無論從投資情況和戰略地位上看,都是這樣。他們目前真正想撈一把的地方是中東,控制中東石油資源,成為美、蘇矛盾斗爭的焦點。對中國,他們都在搞聲東擊西戰略。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碰了釘子,越南戰爭又被拖得精疲力盡。再要想進攻中國,它是要認真考慮的,我看可能性不大。美國在遠東搞了許多橋頭堡,但它主要還是要鞏固西歐。蘇聯搞珍寶島事件,也是聲東擊西,目的是為了鞏固東歐。蘇軍武器裝備好,但士氣不行,過去靠喊斯大林萬歲,就沖,現在它靠什么來鼓動部隊?目前,美、蘇都叫得很厲害。都擺出把火往中國引的架勢,實際上目標是搞好歐洲。因此,現在馬上爆發針對中國的大戰,條件不成熟,要大打,他們困難都太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方面不要失去警惕性,否則他們發起瘋來不好辦;一方面又不要迷失方向,被他們的現象所迷惑,亂了我們的陣腳;再一方面就是要爭取同盟軍,哪怕是間接的也好。葛羅米柯反華的調子那么兇,剛剛半個月,就來個180度大轉彎,要求舉行中蘇高級會談,它是害怕中美緩和。


  葉劍英、徐向前點頭同意說:“蘇聯如果在中國大搞,至少要300萬兵力,這談何容易。”


  徐向前關注蘇聯后院起火,它不得不向中國伸出橄欖枝。每次開會,68歲的徐向前總是提前三分鐘進入會場。他有嚴格遵守時間的習慣,盡管住在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廠,路上行車常有堵塞,司機卻能準時到達。工作人員見徐向前常常早到,總說一句“徐總早啊!”徐向前微笑回答:“路遠,得比路近的跑快點嘛!”有時徐向前身體不適,也抱病出席。一是為了完成毛澤東、周恩來的囑托,二是難得有與老戰友相會的機會,誰也不肯輕易放過。


  多年患病以后,特別是患頭痛癥,同志們以為他不能用腦過度,哪知他講起世界發展的格局,不但井井有條,深入細微,而且有新的見解。徐向前少語多思,溫文爾雅,很少說玩笑話,甚至連閑話都說得不多。徐向前說尼克松訪問羅馬尼亞,在東歐引起連鎖反應,蘇聯怕“后院”出問題,不得不向我們遞出橄欖枝。他精辟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及蘇美之間的矛盾,提出了若干關系我國戰略方針和發展前途的建議,為黨中央和毛主席打開中美關系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依據。


  陳毅認為局勢到了轉折關頭,美蘇都打中國牌。陳毅集元帥、詩人、外交家于一身,言詞犀利,活潑有趣。美國和蘇聯外交家都吃過他的苦頭。


  1969年,陳毅68歲,作為研討會組長,雖然受到林彪陷害,但還是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集大家開一次討論會。陳毅認真準備后發言說,“20年長期交惡”,真是慨乎言之!美國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國,接近中國比登天還難。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現在美帝憋不住了,蘇修也憋不住了,它們的矛盾不可開交,都向中國暗送秋波,都向對方打中國牌。局勢到了轉折關頭,后面還會有文章,我們要繼續觀察。必要時向中央提點參考性的建議。由于蘇聯準備對我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陳毅提出打美國牌的問題:當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也可以參考。


  胡志明去世后1969年9月11日舉行的中蘇首腦會談,陳毅認為中蘇首腦會談震動全世界,一旦舉行中美首腦會談,一定會更加震動全世界。


  《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定稿后,陳毅提出他對打開中美關系的設想。陳毅深思熟慮說,關于打開中美關系,我考慮了很久。華沙會談談了十幾年,毫無結果,現在即使恢復,也不會有什么突破。必須舉行中美外長會議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切實可行的途徑。這一重大建議被美國拒絕。現在情況發生變化,尼克松出于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于拉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系,為此必須采取相應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規”的想法:


  第一,在華沙會談恢復時,我們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我們只提會談的級別和討論的題目,不以美國接受我們的主張為前提,我估計美會樂于接受。如果我們不提,我估計美國也會向我們提出類似的建議,如果這樣,我們應該接受。第二,只要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我們不提先決條件,并不是說我們在臺灣問題上改變立場。臺灣問題可以在高級會談中逐步謀求解決,還可以商談其他帶戰略性的問題,這不是大使級會談所能做到的。第三,恢復華沙會談不必使用波蘭政府提供的場所,可以在中國大使館里談,以利保密。陳毅說,他決定將這些“不合常規”的設想向周恩來口頭匯報。


  四老帥為打開中美關系起到關鍵推動作用


  就這樣,1969年3月至10月,由陳毅牽頭主持,四位老帥在中南海武成殿共開了24次會,向黨中央呈遞了三份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報告。陳毅說:“這是關系國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須明確,不能含糊其辭。”后來,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松將于次年訪華時,欣然道:也許我看不到兩國正式建交,但我們的建議起了作用,這就好嘛。歷史證明,四老帥務虛會為毛澤東下決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關系起到了關鍵性推動作用。


  當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時,尼克松曾語重心長地這樣說:“今天,我在這里握手時不能忘記另一個人,他在幾個月前去世,他就是陳毅……”


  熊向暉回憶說,可惜陳毅患了癌癥,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訪華了。我到301醫院看望陳毅,他對中美關系終于打開感到興奮。他說:尼克松為了美國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設想更“不合常規”,這倒出我意外。陳毅還說:只有主席才會下這個決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國這張戰略牌。主席下了這著棋,全局都活了。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開了中美20年隔閡的堅冰。但令人惋惜的是,陳毅因患癌癥不幸于1972年1月6日去世,沒能看到這震驚世界的一刻。


  四老帥不負毛澤東殷切期望,對于蘇聯猖狂反華甚至叫嚷對中國進行核襲擊問題進行冷靜、獨立、深入研究,不跟潮流,不人云亦云,拿出了真知灼見。幾位老帥認為:一方面,蘇聯軍隊不可能大舉入侵;另一方面,美蘇的戰略重點仍在歐洲,爭取控制中東的石油資源將成為它們矛盾斗爭的焦點,中東局勢將對世界形勢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要予以高度重視。因此,老帥們建議中央緩和中美關系,盡快恢復中美會談,打開中美外交的新格局。以后的事態發展,正如四位老帥的判斷,蘇中戰爭并未發生,邊界沖突也未繼續,兩國關系有所緩和,基辛格、尼克松先后訪華,中美關系大門終于打開了。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來京,周恩來同他會談,葉劍英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協助。7月16日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布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于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系正常化,并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實踐證明,四位老帥1969年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作者: 王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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